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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 Archives: political view

近十年来中国国家主义思潮之批判(Chinese statism in the past ten years )

一股国家主义的思潮正在中国思想界兴起,风头所向,横扫左翼、保守两派阵营。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下,国家主义(statism)从民族主义(nationalism)发展而来,但比民族主义更极端,更政治化,强调国家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至高无上的核心地位,因为国家代表民族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可以抵御私人利益对政治过程的渗透和干扰。中国的国家主义并非传统的皇权专制主义或现代极权主义的翻版,它的正当性以人民主权论为号召,有某种似是而非的民意基础,通过民主而实现威权,乃是一种民粹式的威权主义。中国的国家主义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力图证明自己是一种与西方不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道路和政治模式,是足以挑战普世性的西方民主的制度创新,正在通过将人民利益与中华文明的神魅化,建立一种国家的拜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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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论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与汇流 (Anti-intellectualism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tradition)

“反智论”是译自英文的anti-intellectualism,也可以译做“反智识主义”。“反智论”并非一种学说、一套理论,而是一种态度;中国虽然没有“反智论”这个名词,但“反智”的现象则一直是存在的。一般地说,“反智论”可以分为两个互相关涉的部分:一是对于“智性”(intellect)本身的憎恨和怀疑,认为“智性”及由“智性”而来的知识学问对人生皆有害而无益。抱着这种态度的人我们可以叫他做“反智性论者”(anti-intellectualist)。另一方面则是对代表“智性”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表现一种轻鄙以至敌视。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我们称他们作“反知识分子”(anti-intellect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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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政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误读(Dissemination and misinterpretation of western political ideas in China)

1980年代以来,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借用西方左派资源,批判西方自由民主,同时,以国家主义逻辑为中国的现实辩护。援引西方的文化多元主义来建构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借助后现代主义对代表制民主的解构和各种后现代的时髦设计,拒绝中国的民主化。

1990年代的青年学生受到的主要是民族主义教育,这种教育造成了他们中很多人心理上的不健康和人格上的缺陷。在这些人内心深处,预先就被植入了对西方文明的深深的偏见,形成了对西方政治的特定态度和情感。虽然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里,人们的个性得到初步解放,现代人格也初步发育起来,但是,现代人格还远未成熟,他只能依附于民族或国家,依附于权力。

正是深层的政治心理,或政治人格特征,使从民国时代直到今天的一些知识精英拥抱国家主义,敌视或轻视西方的主流价值,认同西方的各种集体主义和左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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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思:为何欧洲没法实现大一统,中国就能呢?(Wu Si: why was China united, when Europe was not?)

“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被著名历史学者吴思视作元规则,是决定规则的规则,但在市场合作已成主流的今天,它是否仍然适用,又该如何去理解?而在这一“近乎残酷”的元规则之下,道德的位置和价值究竟何在?进一步,单个个体在这一铁律下,又该如何自处?我们还能使用哪些“弱者的武器”把暴力集团关进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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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抑或暴力:警惕民众政治心态的两极化 (Suppression vs Violence: the polarization of Chinese political mentality )

经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今天的中国在获得巨大的物质进步的同时,也积累了相当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整个基层的政治生态不断恶化,出现一系列令人担忧的状况。就基层政治生态问题来说,之前学界主要关注的是基层政权的蜕化。但是近年来,随着一些极端社会事件的出现和仇官仇富情绪的蔓延,普通民众的政治心态的极端化开始引起学界和整个社会的普遍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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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革的四种判断 (Four view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oday’s China)

文革在今天的中国越来越被扭曲。既被赞扬的人扭曲,也被否定的人扭曲。我们知道改革一开始是以否定文革开始的。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最近提出:改革共识基本破裂【《孙立平:改革共识基本破裂》】。我认为,其实改革是关于“走出哪里”的共识,“走向哪里”我们从来就没有过共识。至于走出文革,则是全社会的共识。在这一点上,我们和东欧的改革很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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