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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 Archives: Political tradition

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论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与汇流 (Anti-intellectualism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tradition)

“反智论”是译自英文的anti-intellectualism,也可以译做“反智识主义”。“反智论”并非一种学说、一套理论,而是一种态度;中国虽然没有“反智论”这个名词,但“反智”的现象则一直是存在的。一般地说,“反智论”可以分为两个互相关涉的部分:一是对于“智性”(intellect)本身的憎恨和怀疑,认为“智性”及由“智性”而来的知识学问对人生皆有害而无益。抱着这种态度的人我们可以叫他做“反智性论者”(anti-intellectualist)。另一方面则是对代表“智性”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表现一种轻鄙以至敌视。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我们称他们作“反知识分子”(anti-intellect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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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的主调及所谓被“压倒”问题——新文化运动百年反思(上)(Reflections on the Chinese New Culture Movement: have efforts to save the nation suppressed the emergence of a Chinese enlightenment? — Part 1)

与其说新文化运动倡导“民主”,实不如说其倡导“个人自由”更准确。在晚清西学东渐过程中,“民主共和”成为思想大潮,形成了中国第一次启蒙,其标志性成果就是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则是第二次启蒙,其主题是倡导“个人自由”,但这种个人自由思潮受到日本式自由主义的极大影响,即个人独立于小共同体,而依附于大共同体。所谓“救亡压倒启蒙”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日本式自由主义影响下的“启蒙”不仅没有被“救亡”所“压倒”,反而与救亡相得益彰,互相激励,出现“启蒙呼唤个性,个性背叛家庭,背家投入救国,国家吞噬个性”的悖反现象,而这又与一战后的俄国式社会主义一拍即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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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的主调及所谓被“压倒”问题——新文化运动百年反思 (下)(Reflections on the Chinese New Culture Movement: have efforts to save the nation suppressed the emergence of a Chinese enlightenment? — Part 2)

与其说新文化运动倡导“民主”,实不如说其倡导“个人自由”更准确。在晚清西学东渐过程中,“民主共和”成为思想大潮,形成了中国第一次启蒙,其标志性成果就是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则是第二次启蒙,其主题是倡导“个人自由”,但这种个人自由思潮受到日本式自由主义的极大影响,即个人独立于小共同体,而依附于大共同体。所谓“救亡压倒启蒙”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日本式自由主义影响下的“启蒙”不仅没有被“救亡”所“压倒”,反而与救亡相得益彰,互相激励,出现“启蒙呼唤个性,个性背叛家庭,背家投入救国,国家吞噬个性”的悖反现象,而这又与一战后的俄国式社会主义一拍即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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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摆脱大共同体至上的路径依赖?(Dialogue: how to get rid of the large community-oriented path dependence? )

秦晖对话刘仲敬:如何摆脱大共同体至上的路径依赖?

“按照我的解释体系,日本和俄国对中国近代化起的灾难性作用其实还不在于他们侵略了中国,夺取了中国多少土地,而是在于他们都把西方的两种资源——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给扭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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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官家主义”看中国社会历史走向 (“Guanjia Zhuyi” and the historical trend of Chinese society)

从”官家主义”看中国社会历史走向  (吴思)

“官家”,在古汉语里面有三重意思。第一重意思是皇帝,宋朝说赵官家如何如何,就是指皇上。第二重意思是官府,包括条条块块的各级衙门。第三重意思是官僚个人。“官家”这个词有多重涵义,因而特别准确贴切。这些涵义可以把“官本位”的内部结构拆解开来,让我们看到官家集团的整体利益,看到最高决策者的利益,看到部门利益,还能看到官僚个人作为代理人的私利。今天的文章选自230期讲座“吴思谈社会转型”,以下为部分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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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私下议政权和革命权是何时被剥夺的?(How people lost the right to private political discussion and revolution)

原标题:中国与西方传统政治理念的深刻矛盾  (by  魏光奇)

19世纪中期以后,中国的许多政治和文化精英人士普遍感到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存在诸多弊病,认为这是造成国家积弱、民族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些人士大多具有较好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当时又通过各种渠道接触到了西方的政治学说,“社会契约”、“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等话语对于他们来说耳熟能详。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力图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中吸取思想资源,给中国设计一种既能顺应世界潮流、又能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体制。然而,中国与西方的政治理念却存在着一些深刻矛盾,直至今天,如何克服和调和这种矛盾,对于中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来说仍然是十分现实的问题。中国与西方传统政治理念的这种矛盾,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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