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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 Archives: Confucianism

吴思:怎样才能真正说透中国历史(Wu Si: how to explain Chinese history)

“中国的理论水平不高。且不谈政治或思想禁锢问题,在根基上,我们就是问题多多,欠缺大规模的知识转型和知识创新。”著名历史学者吴思认为当前史学界在概念与现实之间存在混乱和偏差,而只有创造一些概念,或者澄清一些概念,才能真正说透历史。

正是在这一思路下,吴思相继创造出潜规则、血酬定律、官家主义等新概念,这些富于解释力的概念既自足自立,又一脉相承,我们从中既能看到历史学自身的传统,又能窥见经济学、行为生态学、神经科学等多学科思想资源的嫁接和融合,这也使得他的史学研究工作总能独辟蹊径、自成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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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怎样才有更好的商业伦理? (How can China have better business ethics?)

“商人就该干商人的事,其中就暗含着商人要领会到自己的地位,其实你是要向权力屈服的,所以只能在商言商,不能去思考别的。这种现成良知之所以导致后来的个人纵欲,其实就在于当它给商人安置了相对主体的同时,却没有给他们相应的绝对主体;而过时的道德主体由于只在少数人那里才能确立,即使商人主体代表着巨大财富,也只能以妾妇之道依附于权力,而不具有自行的道德主体性。因此,这种现成良知反而酿成了一种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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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义利之辨”的基本内涵及其当代意义 (Meanings of “Yi” and “Li” in Confucianism )

根本否定儒家“义利之辨”在今天仍具有积极意义、将儒家“义利之辨”的基本精神归结为义利对立基础上的取义舍利或重义轻利、认为儒家“义利之辨”中包含了主张“以义取利”的内容,是误解儒家“义利之辨”的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儒家“义利之辨”包含了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第一,明确反对见利忘义;第二,肯定合理之利的正当性;第三,在动机上反对“以义求利”,但在结果上可以接受“因义得利”;第四,在特殊情况下则牺牲利益而成就道义,其极端的情况就是孔子所谓“杀身成仁”、孟子所谓“舍生取义”。综而言之,儒家“义利之辨”归根结底体现为一种“义以为上”即以德性的要求作为人之所以为人的安身立命之本的精神追求。儒家“义利观”对于现代人仍能起到相当程度的警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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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史观的合理遗产——围绕中国妇女史研究的讨论 (The rational legacy of revolutionary conceptions of history: a discussion on the history of women’s rights in China)

这些研究对于妇女主体性的挖掘,确实让我们头脑中的被婆家拐卖的“祥林嫂”的形象轰然倒塌。这些研究展示出传统社会中的女性们远不是儒家意识形态的简单受害者,她们是儒家意识形态的维护者,甚至有权操纵的一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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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论“大五四”的主调,及其何以被“压倒” (Rethink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陈独秀“德先生”和“赛先生”之说脍炙人口,但新文化运动的主调真的是“民主与科学”么?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场运动在晚清以来国人心路中的真正意义和经验、教训?很多人认为新文化运动的前期与后期有明显的转向,即“救亡压倒启蒙”,真的如此吗?值此百年祭,本文给出以下思考:民主共和的启蒙早在辛亥以前,只是当时这一启蒙反“法理”而不反“儒表”,反“秦制”而不反“孔教”,接触西方后被激活的古儒崇周仇秦遗风反倒成为启蒙的动力。“大五四”诸君虽多属民主派,却并非民主的启蒙者,其启蒙的主调是个人自由与个性解放。而新文化运动的转向并非因为“救亡压倒启蒙”,巴黎和会与“十月革命”也非转向之因,相反,对此二事意义的强调到是转向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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