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MC Society

Home » Chinese Debates » 中国文化问题(Chinese culture issues)

中国文化问题(Chinese culture issues)

Start here

当真要认识中国文化,必有待于两大问题之宣白。一是中国社会史上文化盘旋不进的问题。二是人类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东西?…… 中国文化的特征是什么?照我所见,其特征是在人类理性开发的早。理智在人类心理上属于知的一面;而理性则属于情的一面。近代西洋人发达了理智,而中国人早早发达了理性。…… 从前罗素曾为宝爱中国文化上之精神,主张中国人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时,切不可损害其固有文化。

640

梁漱溟(1893—1988),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

原文录自《民族文化》(月刊),1941年5  ——– 《民族文化》月刊要出一本中国文化问题专号,编者向我索稿,刚好我在广西大学讲演《中国文化要义》,似乎无法推辞。但我只有腹稿,顺口去讲是可以的,却尚不敢轻于着笔;仓促之间,尤苦无以报命。现在姑且用《中国文化问题》这样一个题目,将心中一些话,请朋友替我记出来,勉强塞责。内容草率处,请编者和读者原谅。

一、谁认识中国文化?

谁认识中国文化?过去的中国人,大约不易于认识。因为他处在局中,又缺乏其他不同文化的对照。在当初那时,围绕着中国的一些邻邦外族,原没有我们的文化高明,我们当然就有一种自大的心理。因而中国人几千年来在被近代西洋文化严重打击前,一直是为这自大心理所蔽的。到了近百年世界大交通以后,与近代西洋文化见面,有了比较对照,似乎可以引生自觉;但又被它严重打击,茫然无措,陷于过分自馁。直到今日,全国有知识的人,若问他中国文化的短处何在,都能说出许许多多;若问他中国文化的长处何在,则不免口嗫嚅而心踌躇了。他至多说中国文化过去的光荣,过去的价值,然而这有什么意义呢?凡为此自馁心理所蔽的人,一样地无法认识中国文化。想要认识中国文化,必须对于人类过去的历史,未来的前途,能有全盘观测,而寻出中国文化在那里面的位置,庶乎于其长短得失才有个分数。然而此岂易言呢!

以我个人的阅历,似乎外国人(尤其西洋深醇的学者)倒比中国人能认得出中国文化的特异处,能领会中国文化的价值。此其例甚多,且不枚举。至于中国人里面,既不自大,又不自馁,心里较得其平者,非无其人,但多未必能说明其自己所见。虽不能自明其所见,而同他讨论这个问题,是很好的–一定很通达的。这种人的年纪,总要在四十岁以上或其左右。因为他一面得见今日的世界;一面亦赶上看见一点老文化,赶上参加新旧剧烈变化的正好时候。并且在人生欣戚甘苦上多有一些嗜受咀嚼与反省–这是认识文化所必需,而为年纪在三十以内的人所不容易有的。

年纪在三十岁以内的人,虽不及有许多老当见识,然而如果他寿命长的话,还有好运气在后边。因为历史的演变,今日正好进于一新阶段。这新阶段即自中国抗战开始,而世界第二次大战亦于此发作。由抗战促进了中国人的自觉,并展开了新中国的前途。而世界二次大战则加紧了人类历史的转变与文化改造,可以从侧面助成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中国人今后一天一天将逐渐认出其固有文化的面目,不再“如堕五里雾中”,是没有疑问的;今后世界上人都将晓然于中国文化的精神和在人类文化中的意义,是没有疑问的。

二、怎样认识中国文化?

我们要认识中国文化,从何入手呢?我们不要搬出古书来讲,亦不要从远远历史说起,正不妨从眼前事实来看。眼前的事实,是抗战四年,而中国依然存在。谁都知道敌人是世界强国,其侵略中国,曾有数十年的准备;而我们呢,则有数十年的内乱,教育落后,经济落后,国防军备,几无可言,只在抗战前国家方才表现统一。以此而论,它征服中国,应当是很容易的。想不到四年之久,依然不能解决,这在我们一面,究竟靠着什么?说一句老实话……这全靠我们的家业大,就是国家大。只为中国国家大,尽你敌人战必胜,攻必取,却无奈我们退守到西半部来,土地依然甚广,人口依然甚多,资源依然甚富。在敌人已感战线扯得太长,时间拖得过久,力竭精疲,而在我还是可以支撑。试以欧战相比较,大家数数看,欧战不久已亡了多少个国家。有的两三天便亡了,有的几个月便亡了。所有那些亡的国家,其经济政治都比我们进步,却为国小,没有后继,没有退路,便完了……中国实在太大。平时我们的国大,自己亦不觉得,今天不能不引起注意,因为从这个条件救了我们的命。

▲中国抗战形势图

国家大,在今天固然救了我们的命,但过去亦曾害得我们甚苦。我们过去国家好多年不能统一,未尝不是吃亏国家太大。假若中国只像广西一省大,那不早就统一了吗?试想人多地大,就不易得到一个领袖;一个人在小局面里作领袖,未必即能为大局面的领袖。即令他是能行的,亦要待慢慢养成资望才行。一时没有领袖,便一时不能统一。还有人多地大,则感觉迟钝,知觉不灵。比如从前我在北平,广西内部打得不成样子,我同旁人说,旁人竟茫然不知。又如“九一八”我们失去东北四省,这是比敌国约近两倍大的大地方;除了东北人痛苦着急以外,好多人对此很漠然或忽忘,仿佛不算是一回事。试问如此麻木不灵,国事如何能好?还有人少则责任分明,不容推诿,人太多其责任心便轻了。一大家人每每不如一小家庭人振作,就是这个缘故。像中国有几万万人则每人所负责任为几万万分之一,各人皆以为还有其他好多人负责,不必靠我。这样国事如何能好?还有一个人纵然热心大局,无奈局面太大,努力一番,不易生何影响,以致减少兴趣,或没有勇气,其结果亦是使国事不易弄好。

“国大”这一桩事实,它给我们很大好处,也给我们很多坏处;能为祸,亦能为福。关系既深且大,所以很值得考虑和追问。中国为什么能这般大?我想这是中国文化结果之一面;要认识中国文化,便可从这里入手研究。在柳诒徵先生所著的《中国文化史》上提出三个问题:第一,中国幅员之广,世无其匹,试问前人所以开拓这样大的局面,所以维持这个大局面者,果由何道?第二,中国开化甚早,绵延至今,历史最为悠久;即史籍之富,亦世界未有。试问这又由何道?第三,中国种族复杂,至可惊异,即以汉族言之,所吸收同化者,无虑百数,至今泯然皆相忘。试问其容纳沟通又由何道?我想柳先生指出的三大问题,我们若能求得明白满意的解答,则中国文化的内容要义,不难得到了。

在柳先生指出的问题之外,我还可以指出其更奇怪的一点。就是从上面三个问题看,不能不说中国文化具有非常伟大的力量。但这伟大的力量是什么呢?那是很奇怪的,当我们仔细按下去,又好像没有力量。普通我们晓得有三种力量:一、知识–英国人有句话:“知识即是强力。”但中国人并不以知识见长,因为中国缺乏科学。真确有效用的科学,尚在西洋人。二、经济–这个力量最大,人人皆知。可是中国人并不善于发财,同时并很轻视它,所以老守在农业上;讲到工商业,非其所长。三、军事政治–这个力量之有效,比上两个更易表现;而中国于此亦并不强。尤其代表中国文化的汉族,不以军事见长的。政治能力固不低,却亦偏于消极放任无为,缺乏组织力。因此一面看去中国人的的确确是没有力量,但一面又明明白白有很大的力量。这不是很奇怪吗?你若能对此有圆满的解答时,你一定认识中国文化了。

三、两大问题有待宣白

当真要认识中国文化,必有待于两大问题之宣白。一、中国社会史上文化盘旋不进的问题。二、人类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东西?

前一个问题亦就是有些人争论的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呢或不是?中国何故总不进于资本社会?前几年所谓中国社会史论战,对此问题费力气不少,并无所宣白。但此问题将来若不能大白于世,则中国文化终是一个谜。我对于此问题虽有一点主见和判断,如:

1.不认中国社会在封建社会资本社会范畴之内,而认中国文化与西洋文化是各走一路,其彼此之差,可作流派观,不可作阶梯观。

2.不认中国是开化早而进步慢,而认中国在末后一两千年已入于盘旋不进状态。中国文化,“与其说迟慢落后,不如说为误入歧途。凡以中国为未进于科学者,昧矣!谬矣!中国已不能进于科学。凡以中国为未进于德谟克拉西者,昧矣!谬矣!中国已不能进于德谟克拉西。同样之理,其以中国未进于资本主义者,昧矣!谬矣!中国已不能进于资本主义”,–此为十年前写的《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中的几句话,亦为二十年前写《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所既有的见解,至今未变。

3.曾指出:此其所以盘旋不进者,盖有一种交相牵掣的形势在内。–具见《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收入全集卷五。–编者注)。

4.判定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具见《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等书。

5.以“伦理本位,职业分立”来说明中国社会构造之特殊。——具见《乡村建设理论》一书(见全集卷二。——编者注)。

但这些实在不够的很。亡友卢瀚拟著《家族论》一书以阐明中国社会史,颇有价值,惜书未成而身故。我将来能不能替他完成这书,今不敢言。尚盼多有人尽力于此问题的研究,以期此问题有宣白之一日。

后一个问题在学术上是一个更艰深的问题,在认识中国文化上亦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何以说这个问题艰深呢?因现在学术界上似乎对任何一事一物的研究,都比对“人”的研究有头绪有成绩。换句话说,人类今日的知识的确是丰富了。独于自知则不足。以“人”为对象而致其研究的就是心理学;心理学在今日学术中似最幼稚。旁的学术差不多都上了轨道,继续前人的研究,天天在进步中。心理学则前人的研究、每被后人扬弃,不见继续进步之象。而且同时各立门户,派别甚多。甚至此项学问到底应当研究什么(是意识、是行为、或其他)?此项学问到底如何研究法(即方法问题)?尚在莫衷一是。因此除了从生物的研究和从生理的研究得到一些关于“人”的知识外,人类对他自己所知甚少。可见这是一个很深的问题。

何以说这在认识中国文化上是一更根本的问题呢?因为照我所见,中国文化的特征在人类理性开发的早(说见后);而理性则是人类的特征(人类之所以为人类者)。中国古人对于人类文化最大贡献即在认识了人类之所以为人,得以有这种根于人类理性而发育成的文化(惜其发育有所限而不完全)。不过中国古人虽对于人类有甚深的了解,但他缺乏科学哲学的凭藉,却莫能说明。必待今天的学术界(或今后的学术界)使此问题大白于世,然后大家方能从根底上认识中国文化。

我从前对于人类心理认识不足,只见得意识是人类生命的工具,不是人类行为的源泉,实为无足重要的一面;重要的在其相反的一面,即无意识不自觉的一面。同时看见克鲁泡特金说互助是动物以至人类的本能;英国罗素提出了冲动,美国麦独孤提出了本能,奥国弗洛德提出了潜意识,诸于此类,好多人正在发挥的意思,与我所见适相投合。于是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杂取诸家之说以为依据,来说明儒家的伦理思想。而不晓得他们多半是与儒家不相容的;他们彼此间也有许多冲突的。总而言之,我对于人类心理认识不足,而儒家却有其心理学,所有孔孟说的许多话,都是或隐或显地指着那个而说,或远或近地根据着那个而说,我当时皆未能发现。民国十一年以后,渐渐悔悟,直到十五年新见解始略略成熟,准备写一本《人心与人生》问世。然迁延至今,仅有腹稿和笔记纲领,未曾属文。我窃自信此书若成,对于这一大问题,是可以有所宣白的。在我这一生,一定要完成这工作。同时仍盼望多有人对此作研究工夫,使这艰深且根本的问题,得以更加宣白。

▲多个译本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四、中国文化的特征

中国文化的特征是什么?照我所见,其特征是在人类理性开发的早。

何谓理性?通常我们用理性这一词和用理智这一词是无甚分别的;但我在这里则有意将它分开;理智在人类心理上属于知的一面;而理性则属于情的一面。近代西洋人发达了理智,而中国人早早发达了理性。

从前的中国[人]常爱说“读书明理”一句话。当然在西洋亦有许多书,里面所讲亦有许多理,但是彼此所谓理,却是两回事。中国人读书明理之“理”是人世间许多情理;如父慈子孝公平信实等类。而西洋书里面所讲多是数理论理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理,我们浑称之曰物理。情理存于主观,而物理则属于客观。人类所以能明白许多情理,由于理性;人类所以能明白许多物理,由于理智。

我常说:“人类之所以可贵,就在他具一副太容易错误的才能”,因为动物几乎不会错误了,且亦不负错误责任。人类之错误,亦分有两种:一种是知识方面的错误,一种是行为方面的错误。人类为了第一种错误而发生的纷争及惨祸,远不如为了第二种错误之严重。譬如今天世界大战,追源祸始,其远原盖在西洋人理智方面好奇心发达,使物理上成就极多,而理性方面向上心少所开发(这是先为宗教所蔽,后为功利主义所误),以致情理上涵养不足;尽你第一种错误少,无奈第二种错误多,就不能不陷于人类自己毁灭之中了。对照言之,中国人的好奇心不如西洋,而向上心多所开发,对于第二种错误,时时互以责于人,有时亦内以讼诸己;对于情理的涵养较切,“从之则坦然泰然,怡然自得而殊不见其所得;违之则歉恨不安,仿佛若有所失而殊不见其所失”(引用旧文)。其所偏胜与不足既别为一面,其所食之果,当然亦在另一面。吾人都已知道,不必细说。

如此读者可以明白,中国儒家可称为理性主义,但与欧洲大陆派的理性主义非一事。我今用理性一词,既专有所指,与通常理性理智混用者不同,故不得不分别对照以说明之如上。

所谓中国人理性开发的早,又何谓呢?盖人类固是理性的动物,而理性之在人类,却要渐次开发的。就个体生命说,理性的开发要随年龄和身体发育生理与心理成熟而来;就社会生命说,便是要慢慢随着经济的进步及其他文化条件而开展的。所谓理性在中国社会开发的早,即因其时候尚不到,条件尚不够,而理性竟得很大的开发。说他开发早,倒不是称扬颂美的话,而是确指其不合时宜。

以上将何谓理性,何谓理性开发的早,都解释了。至于何以说人类理性开发的早是中国文化的特征?则现在不能讲,必待将来写成专书。现在我只将此结论说给大家,并请大家注意。你要认识中国文化,必须求得中国文化特征之所在。所谓特征,是说其他文化所缺乏或不显著的,而在中国文化里却处处见出来,即从这一点上得以说明中国文化的一切。凡不能把握这一点的人,则中国文化一词,在他口里只是一句空话而已,或者其中包罗许许多多事物而没有一贯的意义。

五、中国本位文化问题前几年上海有十位教授提出中国本位文化的主张。其宣言原文今不在手边,其大意是说:中国人要建造中国本位的文化,不能一切随着旁人走而失掉自己。此其用心,不能算错,而实不必要的。我怕大家误听了他们的话,并且误以为我是同情他们的,所以要在此略为辩明几句。

一般人最大错误,是只看见中国不及西洋的一面,而不知中国尚有高过西洋的一面,以致充满了“落后”“不进步”的感想。须知若是单纯的不及不进步便是幼稚。然而中国文化实在是成熟的,不是幼稚的–这凡是有学问的人都见得到的,请你切记。因为中国不是幼稚,不是单纯的不进步,所以不必害怕变成人家一样,失去一切固有。假如中国方幼稚,西洋已成熟,从幼稚段必到成熟段,即是中国必然进于西洋,那末却危险了。然而不是。

中国人有些特长亦有些特短,这许多特短不在他不进步的范围内,而是随着其特长来的。中国必须在好多地方求进步,而建设其新经济新政治以及一切。然而当其进步建设之时,处处离不开他的特长特短问题,他一定要通过了这些特长特短乃能完成其新建设。新建设既然具有如此背景和个性在内,当然是中国本位的,不成问题。

从前罗素曾为宝爱中国文化上之精神,主张中国人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时,切不可损害其固有文化(语见罗素著《中国之问题》一书)。我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书内时为辩明云: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二十世纪英国哲学家、数理逻辑学家、历史学家,无神论者,也是上世纪西方最著名、影响最大的学者和和平主义社会活动家之一。

罗素以为政治经济文化三问题中,必先文化问题;其言虽是,其计则左。中国问题原来是浑整之一个问题,其曰三问题者分别自三面看之耳。此问题中苟其一面得通,其他皆通;不然则一切皆不通。中国之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天然的不能外于其固有文化所演成之社会事实,所陶养之民族精神,而得解决;此不必虑,亦不待言者。吾人但于此政治经济之实际问题上求其如何作得通,则文化问题殆有不必别作研究者,倘先悬一不损及文化之限定,而文化为物最虚渺,则一切讨论皆将窒碍,陷于落空,问题或转不得解决矣。

我从来研究中国问题,初未尝注意有所谓文化问题者。我注意到文化问题,是在研究实验(在河南山东乡村社会中作实验)新政治新经济的建设,才发现的。以前亦未尝不想到,但至此才亲切的发现;发现之后,亦不于政治经济以外别作一问题去研究它。我相信这态度是对的。

———–

Taken from: 爱思想网

 

%d bloggers like th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