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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稳定问题既是一种现实更是一种想象(Issues of social stability is a phenomenon and it is also an il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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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的问题之所以成为国人的一个心结,与长期以来在我们社会中形成的一种“不稳定幻象”是有直接关系的。…什么是不稳定幻象?不稳定幻象就是一种以为威胁社会稳定的矛盾很多很严重、社会动荡发生的可能性很大的感觉。在这样一种幻觉之下,许多日常生活中的一般性矛盾和冲突都很容易被视之为“不稳定因素”。应当说,这种“不稳定幻象”在我们社会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着,并影响了我们对目前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看法与处理方式。换言之,这种“不稳定幻象”是导致社会稳定问题泛化、扩大化和绝对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大约在半个月前,在一个很小的讨论社会稳定的会上,我说了一句话:稳定的问题既是一个现实,更是一种想象。

说是一个现实,是说,社会矛盾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毫不讳言地说,当今中国的一些社会矛盾已经到了一种很尖锐的程度。但这些社会矛盾是不是就构成社会稳定意义上的问题?是否就成为对社会稳定的威胁?与我们如何看待这些事情,与我们看待这些事情的框架,有直接关系。换句话来说,社会稳定的问题有时更是一种想象。

当时我举了一个例子,即这一段时间关于朝核以及与此有关的一系列问题的争论。

大家都知道,最近半年多来,朝鲜问题成为国人关注的一个焦点。朝鲜不断发出的挑衅性的言行,刺杀金正男,韩国部署萨德,美国大兵压境,在几乎所有这些问题上,人们都有着明显的分歧,立场也大相径庭。

朝鲜问题,一边涉及长期的盟友朝鲜,一边涉及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最大想象敌美国,应当说是一个相当敏感的问题。过去,凡是涉及这一类的问题,一定是意识形态氛围浓烈,剑拔弩张,甚至有关部门也是高度紧张,删帖销号,维护稳定。

但这一次的情况明显有所不同,尤其是在最近的两三个月。尽管也有极少数人死保着意识形态的武器不放,动辄上纲上线扣帽子,但理睬这种言论的人已经越来越少。而绝大多数人还是就事论事,相对理性地进行讨论。有关部门也没把这样一个如此敏感问题的分歧和争论看作是影响社会稳定的大事情,像以往那样神经兮兮。

为什么会这样?我想,这里可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大的氛围变了,是“有一千个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是原来那样,中美关系处于一种剑拔弩张的氛围,可能无数人又在抓汉奸、抓敌对势力了。有关部门也会神经紧张地删帖销号,把这看作是影响社会稳定的大事情。换句话来说,由于中美关系的变化,人们想这个问题的大的框架变了。甚至连环球时报都在主张摒弃浓烈的意识形态味道,呼吁要进入21世纪了。

这至少可以告诉人们几点;第一,事情还是那些事情,怎么看很重要。第二,怎么看?取决于看事情的框架。第三,这个框架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关中美关系的思维。第四,更进一步说,这些年来,凡是中美关系比较缓和的时候,在社会稳定问题上神经就比较放松;凡是中美关系很紧张的时候,在社会稳定问题上就神经兮兮,眼里到处都是敌对势力。第五,有关稳定问题僵硬思维的根本原因是环球时报说的那种“浓烈的意识形态”氛围。

附一篇十年前的文章:消除“不稳定幻象”

孙立平

稳定的问题之所以成为国人的一个心结,与长期以来在我们社会中形成的一种“不稳定幻象”是有直接关系的。

什么是不稳定幻象?不稳定幻象就是一种以为威胁社会稳定的矛盾很多很严重、社会动荡发生的可能性很大的感觉。在这样一种幻觉之下,许多日常生活中的一般性矛盾和冲突都很容易被视之为“不稳定因素”。应当说,这种“不稳定幻象”在我们社会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着,并影响了我们对目前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看法与处理方式。换言之,这种“不稳定幻象”是导致社会稳定问题泛化、扩大化和绝对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表面上看,这种“不稳定幻象”的形成似乎不是没有根据的。比如近些年来我国社会生活中种种矛盾与冲突数量的增加,一些较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有的甚至出现明显的组织性因素),有的群体性事件中出现打砸抢的行为甚至演变为局部性骚乱,一些诸如围攻基层政府等比较暴烈的社会抗议事件的出现,在矛盾和冲突中基层政府往往成为矛盾的焦点,还比如一些重要时刻上访的集中出现(如两会、党代会、重要节日以及重大活动期间)等。上述现象很容易促使一种我称之为的“不稳定幻象”的形成。在这样的一种幻象中,人们会觉得我们的社会面临严峻的社会不稳定的威胁,因而,在实际工作中,一种强调严防死守的僵硬处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方式随之形成。

因此,要形成新时期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新方式,形成制度化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新机制,就必须消除这种“不稳定幻象”,实事求是地看待和判断我们社会中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

“不稳定幻象”形成的一个直接原因,是由于我们对新型利益矛盾不熟悉、缺乏有效应对手段而产生的恐惧心理。近些年来我一直在重复这样一个观点,即我们已经开始进入利益和利益博弈的时代。说现在进入利益与利益博弈时代,不是说以前的时代就不存在利益和利益矛盾,利益问题就不是人们所关心的。而是说,改革前的中国是一个再分配体制的社会,国家将社会中的资源集中起来,依据某些原则在社会成员间统一进行分配。在那样的情况下,每个人能得到什么,得到多少,取决于国家的分配原则和分配过程,是没有个人提出要求和进行博弈的空间的。比如,当时的工资要么是处于冻结状态,要么是依照年资来统一调整,个人的行为很难改变调资的具体结果。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情况就不一样了。在市场经济中,市场开始替代国家成为资源分配的渠道,同时社会结构在不断分化,不同的利益主体在形成。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中资源分配的结果,个人能够得到什么得到多少,要更多取决于不同利益主体在市场和社会中的博弈。比如,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资,往往就是劳资双方进行博弈的结果。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于利益问题引起的冲突和矛盾的增多是必然的,这种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将会是我们的家常便饭,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

我们这个社会正处在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因此,尽管利益是人类社会中一种最古老的现象,但利益的博弈,在我们的社会中却几乎是一个全新的现象。事实是,当我们已经开始进入利益博弈时代的时候,我们关于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思维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过去的年代。这种思维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对于新型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由于不熟悉,则具有一种紧张和恐惧的心理。对于新型社会矛盾的陌生与关于社会矛盾的旧的思维方式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就很容易将正常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甚至是正常的利益博弈,上升到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层面,从而形成一种自己吓唬自己的“不稳定幻象”。

当然客观地说,促使“不稳定幻象”形成的因素,不仅仅是认识上的,同时也与当今我们社会中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的某些特点有关。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认识和看待这些现象,这些现象的含义是什么?表明的是社会不稳定的征兆,还是我们制度的缺陷?

比如,近些年来所谓越级上访成为我们社会中一个很突出的问题,特别是在一些重要时刻,这个问题就会变得更为突出。这经常被一些人作为社会不稳定的证据,也是“不稳定幻象”形成的重要根据之一,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严防死守的处理方式。从表面上看,上述认识和处理方式也许是不无道理的。中国那么多的省份,在某些重要的时刻(如重要会议或重大活动期间),每个省份来1000人到北京上访,就会有几万人,就会对这些会议和活动造成严重的影响。但问题是,即便是如此,是否可以证明我们的社会已经坐在火山口上?如果仔细分析就可以发现,这种现象的发生,与其说是矛盾突出或社会危机严重化的表现,不如说是我们社会生活制度化缺陷的产物。

在我们的社会中,信访和上访是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一种很重要的机制。当然,一个社会主要用信访或上访的方式来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无疑是社会生活法治化程度低的表现。但尽管如此,虽然这个机制的作用近些年来也不断受到质疑,但在目前没有别的机制可以替代的情况下,这种机制的存在还是有它的理由的。但我们需要看到,上访的机制是有自己的特点和局限的。比如,与法律诉讼这种解决矛盾的机制相比,上访,特别是信访的成本是比较小的。这也就意味着诉讼是有门槛的,而上访是没有门槛的。再比如说,法律的解决方式是高度程序化的,而上访的解决方式则是行政化的,对问题的解决带有很强的随意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信访和上访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中,最近这些年又加进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问题的解决要以有利于稳定为原则。这个原则的加入,实际效果上是更进一步强化了解决问题的随意性。也就是说,一个问题,如果存在不稳定因素,才会被重视,才会有得到解决的可能。有时,尽管某些要求可能是不合理的,但出于稳定的大局考虑,也不得不做出让步,甚至给予某些补偿。相反,有些要求即使是正当的,但由于没有威胁到稳定,也很可能引不起应有的重视,问题就得不到解决。

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解决方式,往往也是社会博弈的结果。在博弈的过程中,每一方都在揣摩对方的逻辑、弱点和底线。由于解决问题的方式是非制度化非程序化的,其间的随意性是很强的,于是,一种所谓的“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逻辑就开始形成了。而且,在不断博弈的过程中,人们逐步明白了,既然稳定是解决问题的原则,就需要在稳定的问题上做文章。更具体说,平时的上访往往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或者很难解决问题的,只有在重要时刻的上访才能解决问题。上访在某些重要时刻的集中发生,就是这种逻辑导致的必然结果。因为在用上访方式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要使自己的问题得到承认,就是说要使有关部门承认这是一个问题,这就是问题化的过程,有人称之为承认的政治逻辑。而信访和上访中维护稳定原则的加入,恰恰起到了鼓励要想制止的行为的作用:上访者要用对稳定有些威胁的方式提出自己的问题,这些问题才会得到重视和解决。可以说,在关键时刻上访等行为的集中发生,就是在这样的逻辑中形成的。也正因为如此,我说在关键时刻上访等行为的集中发生这样的现象,看起来似乎是会对社会稳定会造成严重威胁的因素,但实际上并不表明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坐在火山口上,而是表明我们社会生活中制度化解决问题的手段的缺乏。

容易造成“不稳定幻象”的另一个因素,是最近几年中一些较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有的甚至形成较强的组织性。在有的地方,这些群体性事件还对正常社会生活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这种现象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首先不可否认的一点是,一些问题演变为群体性事件,是与我们社会中缺乏及时有效处理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机制有关。比如,近些年来,农民工工资拖欠往往是导致群体性事件发生的一个因素,有的地方甚至在防暴演习中将讨薪的农民工作为假想的对象。但这种现象的发生,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我们这个社会缺乏一种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的机制。如果农民工工资拖欠的问题能够及时得到个案式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的问题就不会如此大面积的发生,集体讨薪这种群体性事件也就不会如此频繁地发生。不是将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而是力图将要求解决问题的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无疑是一种本末倒置。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在群体性事件中大规模民众的聚集,除了我们缺少个案式解决问题的方式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多少年来我们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一种比试力量式的解决问题的模式。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有理不在声高”。但这样的道理之所以能够成立,得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即如果你有理,即使是细声慢语讲出来,也能够得到承认,得到解决。相反,如果一个问题或矛盾只有通过施加压力的方式才能得到解决,就必然形成一种比试力量式的解决问题的模式。有位美国社会学家曾经讲到这样的一种困惑,他不理解在中国为什么很多不同的人,有着不同要求和目标的人,会积聚在一起提出某项要求。他说,在美国,情形往往相反。比如,残疾人游行要求提高残疾人的福利待遇,他们并不会而且甚至会拒绝其他的人加入他们的行动。因为如果有其他人加入进来,就只能喊更模糊的口号,提更模糊的要求,结果是自己的利益诉求得不到明确的表达。但在比试力量式的利益表达中,只有通过人多力量大的逻辑来表达要求,结果不仅社会解决问题的效率很低,而且会对整个社会生活形成较大的冲击。

由此可见,“矛盾冲突严重化现象”或“不稳定幻象”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并非真的表明社会危机的严重性,相反,表明的是我们处理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上的制度性的缺陷,即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我们制度化解决问题和矛盾的水平太低,法治化的水平太低。因此,正确的做法不是依此为理由,夸大社会不稳定的可能性,严防死守,而是通过制度化的建设,形成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制度化、程序化的机制。当然,上述分析绝不意味着可以否认某些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严重性,其中有些问题处理不好也会引起严重的后果。这里的分析所要表明的是制度化建设的迫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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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n from: 孙立平社会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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