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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思:怎样才能真正说透中国历史(Wu Si: how to explain Chinese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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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理论水平不高。且不谈政治或思想禁锢问题,在根基上,我们就是问题多多,欠缺大规模的知识转型和知识创新。”著名历史学者吴思认为当前史学界在概念与现实之间存在混乱和偏差,而只有创造一些概念,或者澄清一些概念,才能真正说透历史。

正是在这一思路下,吴思相继创造出潜规则、血酬定律、官家主义等新概念,这些富于解释力的概念既自足自立,又一脉相承,我们从中既能看到历史学自身的传统,又能窥见经济学、行为生态学、神经科学等多学科思想资源的嫁接和融合,这也使得他的史学研究工作总能独辟蹊径、自成一格。

吴思:怎样才能真正说透中国历史

吴思 胡子华

“中国的理论水平不高。且不谈政治或思想禁锢问题,在根基上,我们就是问题多多,欠缺大规模的知识转型和知识创新。”著名历史学者吴思认为当前史学界在概念与现实之间存在混乱和偏差,而只有创造一些概念,或者澄清一些概念,才能真正说透历史。

正是在这一思路下,吴思相继创造出潜规则、血酬定律、官家主义等新概念,这些富于解释力的概念既自足自立,又一脉相承,我们从中既能看到历史学自身的传统,又能窥见经济学、行为生态学、神经科学等多学科思想资源的嫁接和融合,这也使得他的史学研究工作总能独辟蹊径、自成一格。

日前,吴思接受腾讯思享会的专访,深入地讲述了他自己的史学工作思路和方法,以下为部分访谈实录:


中国的理论水平不高

腾讯思享会:回顾这些年的研究和著述,感觉你是在尝试建立一套自己的,可能也是本土的理解中国历史的方法。其中一个很显明的线索是创造新的概念,诸如潜规则、血酬定律,以及最近的官家主义,都是如此。那你认为在我们的历史研究中为什么需要新概念?怎么看待以“概念”作为切口的历史研究方法?

吴思:概念是我们认知世界的基本工具,没概念你就没法说话,没法交流,而概念不清通常就意味着思维不清,表述不清,理解不够深。概念清楚,基本概念之间的关系明白——规律、定律明白,这是做理论的基本功。生产知识,也就是创造概念和发现规律,然后传播知识,这也是知识分子的核心工作。有了清楚的概念,你才能创造出准确知识,才能传播出去。


吴思在其著作中提出的“潜规则”概念,因富有解释力迅速被人们广泛接受。

在儒家原有的知识体系里,早就生成了一堆概念,与潜规则类似的概念也有,即陋规。这套概念在他们早先的世界里是大体够用的。但西学东渐以来,很多外来的概念和理论,译成现代汉语进入了中国,套用到中国历史和现实中描述中国,比如封建主义、封建地主、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等。这就产生了一些偏差,外来概念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偏差。

此后,我们又通过大规模社会运动来实践这些概念和理论,结果,中国原来没有的现实,你根据这些译介的概念给造了一个。但这些概念与制造出来的现实之间,并没有因此就契合了。它们之间充满了变形和混乱,这是又一重偏差。例如,上世纪五十年代创造了公有制和国有企业,这些企业真是马克思设想的公有制企业吗?它们与传统上的官办企业有什么区别?官企雇员与无产阶级有何异同?与士农工商中的工匠或工人有什么不同?

在语言层面上,我们用白话替代文言,用现代汉语替换古汉语,在这个过程中又丢失了一些文言表述,这也加剧了我们在概念上的缺失和贫乏。


新文化运动主张用白话替代文言写作,这加剧了概念上的隔阂。

总之,中国的理论水平不高。且不谈政治或思想禁锢问题,在根基上,我们就是问题多多,欠缺大规模的知识转型和知识创新。这是更基础性的问题。

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也是基本功,就是先把概念说对了,与现实大体吻合,定义清楚。我觉得这些事现在还没完成,还在混乱之中。你看,我们成天说左派、右派,西方人就未必明白:你们的右派明明是我们的左派嘛,你们的左派明明是我们的右派嘛。显然,先把概念界定清楚,创造一些概念,或者澄清一些概念,弥合概念与事实之间的脱节,才能对外交流而不至于制造误解。

概念清楚了,我们才能进一步讨论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发现规律,深入讨论这些概念所描述的那些东西怎么生成、如何演变。

作为生存策略,暴力掠夺比生产更悠久

腾讯思享会:按你的理解,概念与现实之间这种紊乱,在当下尚未得到很清晰的梳理,因此需要创造新的概念,重新来缝合概念和现实。我感兴趣的是,在这个思路上你具体是怎么展开研究工作的?

吴思:我们可以具体说说官家主义。

我们有很多概念来描述从秦汉到清的中国社会,标准的说法是封建主义。按照古人的意思,或者按柳宗元《封建论》的观点,秦始皇一统天下,废封建、立郡县,封建主义已经被废除了。原先像周朝那样下面一堆小王,上面架着一个大王作为共主的封建制度,类似商会那样一堆小老板拥戴一个大老板的结构,已经被秦始皇建立的郡县制替代了。郡县制好比垄断公司,皇帝是董事长、大股东,各级官员只是代理人。公司制度当然不同于商会制度。所以说,封建主义在古汉语里是一个意思,在现代汉语或中国当代官方史观里又是一个意思,很不一样。当代中国官方史观把公司与商会混为一谈了,古汉语没有。


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之后,封建主义就被废除了。

那么,如果不肯混淆的话,从秦始皇废封建到清朝灭亡之前这段历史时期应该叫什么主义?叫郡县主义显然是不妥当的,因为郡县是一种行政区划,郡县衙门只是两级行政部门。还有人叫专制主义。但是,在封建主义时代,封建贵族在自己的独立王国里也很专制,王在法上,权力不受制约,这个概念与封建主义如何区分?

又有人说,应该叫皇权专制主义。这个说法不错。但皇权之下,有条条块块的各种衙门,它们制定了很多部门法规、地方法规,还有官员个人发展起来的潜规则。有时候,土政策和潜规则的力量比王法还管用,这种时候,皇权专制的叫法也就不够准确。

一开始,我很想把秦汉以来的官僚帝国叫帝国主义,但帝国主义有非常确切的含义,讲的是一种国际关系体系,而不是国内政治体系。找不到合适的概念,没办法,就要发明一个概念,我提出来的就是“官家主义”。


帝国主义讲的是一种国际关系体系。

我们都熟悉官家这个词,在汉语词典,它有三个释义:一是皇帝,二是官府衙门,三是对官员个人的尊称。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之后,在中国社会当家作主、主持制定规则的,就是皇帝、衙门和官员这三个主体。

不过,这个概念,与中国当前的主流史观相冲突。官家属于上层建筑,皇帝是合法暴力的拥有者,因此拥有最高决定权,至少拥有最后否决权。暴力最强者可以立法定规,这个事实,让我们不得不在经济决定论之外引进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暴力要素。在官家主义社会里,暴力要素对政治经济的影响之大,超出了经济领域的生产要素。

作为一种生存策略,暴力掠夺的历史非常悠久,比生产劳动还要悠久。在我们的猿人祖先会生产、会种地之前,他们早就会抢劫。所有生产行为的出现,隐含的前提就是暴力掠夺不合算。因为同物种之间抢劫成本太高,风险太大,还不如自己生产,这才慢慢开始辛辛苦苦种地。


暴力要素比生产要素的历史更悠久

作为一种生存策略,暴力掠夺如此悠久、如此重要,我们就要给它相应的地位。于是,定义阶级,就不能仅仅用生产要素来定义,不能仅仅在生产关系中定义,暴力要素也要考虑进来。拥有生产要素的是一个阶群,拥有暴力要素的又是一个阶群:生产阶群和暴力阶群。生产阶群里边有地主、农民,有资本家、工人、商人,他们是不同的生产要素的拥有者。暴力阶群里有军阀、士兵,有强盗、小偷、土匪,有皇帝、官军、土贼等等。这两个阶群,暴力阶群比较原始,生产阶群比较晚出。

刚才,我们从官家主义,说到暴力掠夺,再说到阶级或阶群的定义,说到经济决定论或暴力否决论。由此可见,一个概念的创新,可能带动一系列的概念创新和理论创新。

我其实是接着达尔文讲进化的故事

腾讯思享会:如你所说,一个概念带来的理解变动可能是非常大的,拓展开的视野也可能变得非常恢宏,暴力要素引入串起的史前史的部分,这里怎么来把握?

吴思:动物进化的故事,基础是基因变异。基因变异改变了某些生理结构和特征,适应生存环境的变异就逐渐流行起来。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比如有些物种花几百万年进化出它的獠牙、它的犄角等等,这些器官提高了它们的生存竞争能力。


英国博物学家、生物学家达尔文

人类可以用刀子代替獠牙,用长矛代替犄角。人类以学习使用工具、以发明工具、以文化的继承和创新,代替了基因的遗传变异。文化有更大的选择空间,有更快的进化速度。所以,在讲人类的故事时,我们其实是接着达尔文讲进化的故事。达尔文讲生物物种进化的故事,我们讲人类这个物种的文化进化的故事,但进化的基本单位从物种变成了生存策略。

遗传变异,适者生存,这八个字就是进化论的核心。遗传就是继承以前的生存策略,变异就是创造出新的生存策略。利齿是食肉物种的常见装备,通过遗传给了后代。如果这个食肉物种在遗传的过程中发生新的变异,长脚蹼了,会游泳了,新物种就诞生了。物种是不同生存策略的载体。


物种进化时间很漫长

人类随时可以改变装备。装备了犁铧,就是食草动物。装备了刀枪,就是食肉动物。刀枪再加上船,就是海盗之类的水上食肉动物。人类的生存策略随时可以更换,什么收益高,就选择什么生存策略。采集狩猎是生存策略,农耕游牧是生存策略,出租土地、投资放贷、出卖劳动力,都是生存策略。暴力掠夺也是生存策略,而且是很原始很流行的生存策略。

在人类的生存策略选择里,引入暴力要素,与生产要素并列,演化出各种均衡状态,这种历史观,我称之为血酬史观。在暴力集团主导的时代叫血酬史观,超出这个范围的可以叫造化史观。就好比“物种”是进化论的核心概念一样,“生存策略”是血酬史观的核心概念。


吴思的著作《血酬定律》,血酬的价值,取决于所拼抢的东西。

以暴力掠夺为主要生存策略的社会集团,我称之为暴力集团。这个暴力集团可以打天下坐江山,还可以制造出一个制度,凭借暴力要素参与分配,以实现暴力收益的最大化。如果暴力掠夺的收益很高,大家就会蜂拥而入,选择这种生存策略,于是原有的均衡改变,生态失衡,或者叫世态失衡,这个制度就会遭遇危机。

如果出现了另外一种更强大有效的制度,生产效率和暴力竞争效率更高,在制度竞争中,暴力集团创造的封建主义或官家主义失败了,就可能被更有效的制度取代。英美的宪政民主制度就把日本的封建制度打败了,也把中国的官家主义制度打败了。英美制度提供的环境比我们好,生产集团能够更加茁壮地成长,更加繁荣,更加稳定,更加团结,人家在各种竞争中获胜很正常。


1860年代,日本明治维新,开始走向西化道路。

这就是达尔文之后,我们接着讲人类历史故事的基本框架。不同的生存策略,以及采用了这些生存策略的社会集团,或者叫阶级阶群,遗传变异,继承创新,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演化出不同的生态系统,不同的制度体系。这些制度环境也在继承创新,生存竞争,优胜劣汰。这套逻辑线条清楚,也比较容易证实或证伪,这就是我的方法论。

行为生态学建立了很多模型,研究生物的行为与其环境的相互关系。我们可以把行为生态学的模型引进来,把不同的阶级看作不同的物种,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社会的某些关系。在这些行为生态学模型的帮助下,我们也可以描述并理解人类社会早期的一些特征。(嘉宾:吴思;编辑:胡子华、张宁。本文系腾讯思享会独家稿件,未经许可,其它媒体不得转载。)

学者简介

吴思,著名历史学者。1957年出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任《农民日报》总编室副主任、群工部副主任、机动记者组记者。1993年出任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桥》杂志社副社长兼中文版主编。1997年起至2014年在《炎黄春秋》杂志担任过执行主编、副社长、总编辑等职。2009年至2014年担任《炎黄春秋》杂志法人代表。2016年2月被选为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会理事长。著有《陈永贵:毛泽东的农民》、《潜规则》、《血酬定律》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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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n from: 腾讯思享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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