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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改造的教育:教科书里的领袖与政治(Politics and political leaders in China’s text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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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梳理了清末民初以来教科书编审机制的历史演变,以阐明新中国教科书”国定制”确立的复杂历程中不断强化的国家意识形态影响,在此基础之上,文章展开对新中国第一套统编初小语文教科书文本的细致分析和解读,揭示出在”大一统”的教科书国定制以及意识形态导向的语文教科书是如何建构起一套特殊的学校知识体系,从而进行着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再生产的。

被改造的教育:教科书里的领袖与政治

王洪燕

教科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教科书决定了学生能学到什么。它们决定了课程设置,同时也决定了在众多的科目中学到的事实。对于很多学生而言,教科书是他们对于书籍和阅读的早期接触中最早或者是唯一的材料。” 因而正如Michael Apple和Linda Christian-Smith所说,教科书”参与创造那些被社会认可为合法和真实的事物”。 所以教科书并非简单地关乎事实的选择与表述策略,实际上,它之所以时常引发争议,原因在于它往往承载着特定的政治观念,并力图将其传播和再生产。

教科书乃教育的基本载体,它不仅在教育过程中享有绝大部分时间与空间占有度,更因承担主要信息源的角色而在个人政治认同观念形成的关键时期以权威面目呈现,显示出塑造政治认同的强大威力。尤其是与历史和政治相关的教科书,它们在形成过程中通常经过了严格的价值选择以及价值赋予的过程,进而建构出一套独特的”教科书话语体系”;它将独立的分散的知识按特定秩序编排,并且不断通过反复、忽略、选择、孤立等形式营造出封闭的语境,从而实现在潜移默化之中塑造体系内受众的认同观念的目的。它绝非单纯的”知识”传送带。”教科书政治”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究竟由”谁”来决定要传达”谁”的知识,何种知识,以及这种知识要表达的是何种观念。所以,正如地震发生时,地表上的地动山摇乃因为地心深处的板块运动。教科书实际上也是一个场域,在这场域中发生的争议,其最深层的动力是意识形态因素的考虑。

意识形态一词,最先由法国学者特拉西提出指代用以揭示个人观念的偏见和成见根源的”观念的科学”,之后的学者对其阐释众说纷纭,在此可简单将其归类:马克思和法兰克福学派将人类一切精神、思想、文学、艺术活动看成是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虚假意识,从而否定它自诩、自命的普遍真理性,揭示他曲解社会存在并进而维护某些团体利益的根本特征;弗洛伊德虽也强调意识形态的虚假性,然而在他看来虚假性并不体现在其阶级性上,而是个人与团体间无意识的”自欺”,它为个人提供庇护安全感的同时遏制人与社会的离异。葛兰西则在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总体性中思考意识形态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强调意识形态的建构性功能,以实现人的意识自觉,他尤为强调意识形态的物质化、权力化特征,甚至提出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而列宁所倡导建立的象征科学和真理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可谓一种建设性的意识形态,之后毛泽东的工农意识等都属于此类。曼海姆却将意识形态看成是对存在的联系的思考,从而将一切意识形态中立化。可见历史上关于意识形态的概念界定以及褒贬不一,本文中的意识形态采用的是社会学层面的概念界定,即指人类对世界、社会、人的思想观念、情感态度、理性信仰的混合体,既包含一定判断的知识体系,也不乏信仰、理性和蒙昧等。简而言之,就是一套观念体系,但这套体系却在社会和谐、社会控制以及社会动员等方面都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

然而本文所关注的并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具体内涵界定,更是其具体运作机制,这则不得不提及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阿尔都塞眼中的意识形态无外乎一种表像,阐释的是人与世界的活生生的关系,人们以想象的方式向自己再现自身的真实存在状况。意识形态是反映性的,更是生产性的,因而不仅每种国家机器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实现,更存在着特殊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例如宗教、家庭、媒体和教育等,它们以形形色色的途径进行着国家意识形态的生产和再造工程。显然,作为教育基本载体的教科书也可被视为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但是它究竟是通过何种具体机制来实现这种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再造的功能呢?这一问题在”教科书政治学”中由来已久,但对于中国大陆的教科书政治的研究,仍期待全面深入的探讨。本文拟通过对20世纪50年代人民教育出版社第一套统编初小语文教科书的案例分析,来揭示传统上中共意识形态工程中的一个重要基石,即教科书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之所以选择语文作为研究对象,则是因其特殊性:语文教学占据小学学习生涯的大多数时间,对形成个人认知世界的基本观念框架,尤其是伦理价值判断和认同,具有直接和明显的作用,而其观念主要藉由母语这一本质性的存在予以传达,具有隐蔽性,所以受众在心理上一般难以主动做出反思性的批判,对教科书中渗透的观念意识很少察觉。而且语文教科书具有敏感的特质,它受特定时局变动的影响非常显著。建国以来,由于国内外局势的以及教育政策的变动,我国的小学语文教科书频频修改,内容的差异不可避免地反映其生产制作的特定时代的气息,而通过反向还原的手段,恰恰可以分析出这种具有历时性的政治如何透过教科书生产发挥作用,从而彰显教科书的政治属性。

教科书政治:被强调与被忽略的

 国外学者对教科书政治这一研究领域涉足较早且成果丰硕,从谢弗 开始,阿普尔 、安杨 、布尔迪厄 以及洛温 均在这一独特领域中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们大多着眼于本国的教科书,分别从不同的视角解释了教科书中隐含的意识形态考虑。而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将研究视野扩展至中国,例如Kalupa,Nancy Elizabeth对毛时代之后中国大陆小学语文教科书政治社会化内容的梳理 ,以及Geiber Lee对大陆与台湾教科书的比较研究 。

台湾学者亦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了相关研究,以台南大学陈伯璋教授的研究为基础 ,欧用生 、黄政杰 、詹栋梁 等一批后起之秀用自己的实证研究验证了阿普尔的观点:”什么知识最有价值” 固然重要,但是”谁的知识最有价值” 更为重要。

大陆学者的研究起步较晚,先驱者为吴康宁和吴永军,前者创造性地提出了”价值赋予”和”价值认可”的概念,揭示出教科书编撰机制及其内容呈现机制背后的政治控制因素 。吴永军更是开拓了中国的”课程社会学”研究领域,指出统治者试图通过意识形态化的课程内容达到社会控制的目的 。近年来一些历史学家如毕苑、傅国涌甚至是民间出版人张立宪等都在致力于重塑民国教科书的价值,挖掘或阐发其公民教育的维度 ;此外刘云杉 ,王有升 ,付建明 等人的研究亦或多或少触及到了语文教科书中的价值取向与认同建构之关系。

通过以上简短的文献综述不难发现,目前这一领域的相关研究多重视宏观面向上的理论建构,文本分析多为人所忽略,而有意识地运用话语分析这一工具的研究似不多见。数据的不足固然是一重要原因,话题的政治敏感性可能亦是重要考虑因素。50年代是新政权成立巩固的关键时期,通过对教科书运作机制的观察,可以具体地探讨中共政体是如何通过意识形态对教育的渗透来实现社会控制的;并且可以适当了解中共在建政前后意识形态层面的异同点。

教科书编审机制的形成

教科书是意识形态机器中的重要部件,但其本身也是一种产品,其生产机制即教科书编审机制,这是将课程内容”文本化”和”脉络化”的过程,即通过系列筛选和组织程序形成符合课程标准或大纲规定的教科书文本的价值选择以及赋予的过程。具体而言,它可简单分为”国定制”和”审定制”两类,前者指的是国家掌握对教科书的统一编纂和发行权;与之相对,”审定制”指教科书经民间自行编纂完成后交由政府和相关机构审定,学校可在合格者中自行选择采用 。

中国现代教科书制度的雏形在”洋务运动”时期已然出现–京师同文馆的教科书编译制;1877年所成立的学校教科书委员会虽然致力于教会学校的发展,却极大的推动了民间教科书事业的发展,不久便出现了以《蒙学课本》为代表的系列自编教科书。1905年应张之洞的建议,清廷设立学部作为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构并于次年编写教科书,促使其实现由”民本”向”官本”的转变 。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的北京政府期间,由于中央能力的有限以及丰厚经济利润的刺激,民间书局大兴,其中商务印书馆以及中华书局占据绝对性优势,这一时期自然实行的是”审定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于党化教育的需要,政府试图凭借强制的行政命令建立起覆盖全国的统一教科书,但鉴于国家分裂现状,日本入侵以及中共崛起等因素的影响,这一”国定制”的梦想未能实现,最终却由中共付诸实行。其实,早在中央苏区时期,教科书的编审便受苏区自身的”教育部”、”文化部”的严格控制 ,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出于革命宣传和动员的需要,中共对于教科书管制更为严格。例如解放战争时期的晋察冀边区的教科书编审,就由边区行政委员会(政府机关)下设的教育处主管,而教育处处长更是由行政委员会委员(共9人)兼任,由教育阵地社出版发行。鉴于这一特定历史传统,1949年3月,在中共尚与国民党逐鹿天下之际,负责中共宣传工作的陆定一即开始与叶圣陶等人商谈组建全国教科书编审机构的具体事宜,决定将该机构定名为”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由于当时全国尚未解放,在中央人民政府未成立之前,该委员会隶属于华北人民政府 ,可见中共对于教科书问题的重视。

新中国成立后,在继承前述做法的基础上,更明确了加强控制的基本宗旨,如相关人员即公开表明了在教科书的编撰和管理上采取”国定制”的坚定态度–中宣部出版委员会的主任委员黄洛峰在建国几日后召开的出版委员会工作会议上,就宣布要由中央政府统一编印、出版中小学教科书。 而在1949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闭幕式上明确提出,”教科书要由国家办,因为必须如此,教科书的内容才能符合国家政策”,”教科书对于国计民生影响特别巨大,所以非国营不可!”

就在新中国成立的同时,国家出版社总署也随之成立,其下设的编审局取代了原先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的职责,编审供全国使用的教科书。 但鉴于建国初期中共自身教科书编撰能力不足,且权力尚未真正下沉,对社会资源的改造尚未深入开展,只得沿用和改编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旧教材,因而暂时实施的是”国定本”与”审定本”并存的教科书编审制度。 但这一制度却遭到党内以及民间的一些尖锐批评,批评所指焦点在于思想政治层面 。伴随着国家政权对各类私营、教会等学校的成功接管,以及其资源整合能力的增强,推行”国定制”的时机趋于成熟。1950年12月,原出版总署的编审局撤销,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 ,然而在担任社长、总编辑的叶圣陶眼中,此社不过一业务机构,犹如书局,由教育部为政治领导,出版署为业务领导 ,所以实质上是教育部掌控着最终的控制权。

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之初,实行的是社内”自编自审”的一套运作体系,作为编审局总编辑的叶圣陶,坚持”思想内容第一”的原则对教科书进行加工编辑,强调文章要符合时代标准,而当时的首要标准是新民主主义,爱国主义和思想主流” 。尽管人教社内有严密的机构设置 和严格的编写流程 ,但实际运行过程中无论是其草拟的教科书大纲,抑或编写完成的教科书,都要经由教育部通过才得投入使用。

1951年10月1日,政务院公布施行《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 ,决议实行新的全国中小学学制,并且已经完成中小学各科的课程标准草案 ,计划于1952年的秋季在各级学校的一年级实施。为配合新学制和新草案的实施,人教社被要求在第二年秋季开学前编撰出新的小学一年级语文、算术教科书,而教育部副部长韦悫莅临强调要注意教材的思想性 。当时以抗美援朝为中心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热火朝天的展开着,教材要反映”思想性”则必须引入大量时政文章,尤其是引自报刊杂志的时评,这在人教社内部人员间引发了开明派和延安派的巨大分歧 ,最终以宋云彬的离开、朱文叔的潸然泪下和刘御的得势而告终,这一事件不仅使得开明派知识分子彻底败下阵来,而且”政治化”自此成为了教科书编写永恒的主旋律,也注定了语文教科书沦为政治附属品的最终命运。

教科书国定制至此真正建立起来。中共得以创造这一历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则是首先是其革命胜利使得清末以来四分五裂的国家再次走向统一,并依靠各级机构、政治动员、群众运动等方式,将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贯彻到了国家的每一个角落,实现了国家权力的成功下沉 。国家权力对社会前所未有的控制强度 ,使得政府有关教科书编审”国定制”的相关政策和机构改造才可能推行,并深入至各地的基层社会。

教科书国定制的形成可以从细微之处体现出中共在1949年以后治国思路中革命传统的影响以及国家意识形态渗透的强化。此时,教科书成为其进行社会控制和动员的工具,即”国计”,而非仅仅国家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即”民生”。基于此,下文将以具体的教科书文本为对象,试图阐释教科书中意识形态的具体呈现机制。

领袖与国家

上文已简单梳理了建国初期我国教科书”国定制”的形成过程。那么在此体制下坚持贯彻”政治标准第一”的原则所编撰出的第一套小学语文教科书,又呈现出怎样的面貌呢?

领袖既是单数也可以是复数,作为革命和新中国领导者的中共领袖即是如此。在建国以前解放区的《国语》课本中,中共领袖往往以群像形式展现:在大量宣传党的性质、任务 以及政策 的文章中,一个”领导者”则囊括了所有的中共领袖,因而”共产党”一词出现的频率及影响力远高于领袖个人。

此外,书中个体领袖呈现多元化态势,毛泽东 ,朱德 ,刘志丹 以及左权 等均有出现。然而建国后教科书中的领袖日趋单数化,此套书中仅颂扬毛泽东个人的文章约20篇,其余领袖如朱德 和彭德怀 偶尔出现。具体至文中内容,既有”东方红,太阳升,东方出了个毛泽东,领导咱们闹革命,他是人民大救星” 此类对其领导民众革命建立新中国丰功伟绩的颂扬;亦有”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人民分土地,人人有地种,家家都欢喜” 以及”毛主席教人不受穷” 等对其领导的土改运动的热情讴歌;也有对毛泽东勤奋工作,热爱学习的钦佩与仰慕 ;更有对他从小就关心穷苦人民生活,乐于助人,无私奉献质量 以及生性低调,和蔼可亲性格 的生动展示。可见书中塑造了一个集结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端正高洁品德的典范,真正践行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圣人”,他几乎完全占据了中共在教科书空间里的存在感。也正是这种独占式的偶像崇拜完全神话了毛泽东,使得在50年代成长起的那批人回忆中,”戴着红领巾,唱着东方红,学着毛主席” 成为其童年生活的一个缩影。

书中领袖的真正诞生依赖的是这套”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三军统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话语逻辑:书中凡赞美党或国的文章中必不可少的会出现毛泽东的身影,他们似乎已达浑然一体的境界:新中国成立这一壮举最终要归结于毛泽东领导的中共的历史功绩;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精神状态的饱满亦要归于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的正确决策,尤其是土改。对于人民军队,无论是红军、八路军还是人民解放军,其大无畏的英勇奉献或者钢铁纪律最终亦不可避免的归于党及其领导人英明领导和正确管理,成为围绕在党周围光环的一颗璀璨明珠。

值得关注的是书中广泛充斥着的北方农村用语,例如《人人赞颂毛主席》一文运用的是朴实的陕北语言,之后结合陕北山歌的调子改编形成那首响彻中国的《东方红》;而”老汉”、”啥”、”咋”等更是典型北方方言,丝毫没有南方语言特色;甚至提及生产劳动之时,文中出现的千篇一律都是”小麦”,毫无”水稻”的身影。虽然早期中共的革命根据地多在南方,但伴随其革命战略尤其是党内权力布局的调整,革命的”新传统”开始崛起,即长征后起死回生的中共,逐步扎根北方农村基层,党内新生力量多为北方人,为实现积极的动员,必须采用一套为其所熟悉的底层文化,而这些来日北方底层农村的”俗语”自然伴随着新政权的成立而成为最具合法性的一套政治文化。此外,党内的权力布局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正是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刘洛之争 为毛泽东确立党内核心地位奠定基石,并且中共实现了党政军一体化的管理模式,随之确立了中国工农革命思想的意识形态主导地位,从而为中共到达延安提供新的合法性支撑。之后的延安整风更是真正确立起毛泽东对党的管理和军队控制的领袖地位 ,对领袖的颂扬也由此开始 。可见建国初的教科书传承了这一革命传统,而且延安时期中共和边区政府推行的”新文字运动” 的影响亦不可小觑。如此种种告诉我们,基于权力斗争的领袖崇拜及其相应的意识形态宣传,在中共的政治运作过程中成为了维系其政权存在合法性的必须,同时政权的具体运行机制亦在潜移默化之中强化了这种领袖崇拜,所以二者形成了动态的二元互动过程,在这过程中,诸如教科书这类的意识形态宣传工具则被源源不断的制造出来。

阶级的国家

“国家” 广义而言,指的是拥有共同的语言、文化、种族或历史的群体,它可谓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然而这样一个虚幻的存在何以激发民众无限的激情甚至是狂热呢?爱国主义可谓潜在的桥梁。爱国主义强调的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形成的一国民众对于国家的认同与归属感,结合建国初的历史而言,爱国主义可简单归结为认同与热爱新中国。但爱国主义的建构需要血与泪的积淀,需要参照系的对照,积淀就是近代百年来国民所遭遇的苦难,而参照系则是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等反动派,因而教科书中堆积了大量反美反蒋的言辞”冲锋去缴美国枪”、”捉住老蒋喜洋洋” 、”打倒蒋匪再回家” 以及”打倒蒋贼回家乡,全村庆贺宰猪羊” 等。仔细推敲会发现虽然书中直面陈述美国恶行的文章并不太多,但在抗美援朝、以及第一次台海危机、爱国卫生运动等制度性大背景和社会运动的渲染之下,反美必然成为教育领域一大主题,新爱国主义教育就是典例。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刚跨过鸭绿江,戴伯韬便多次强调将国语教学和祖国正在进行的各种斗争和各方面的建设结合起来,将学生学习的知识,引导到祖国的建设事业上去 。不久,国内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爱国主义运动,它虽根源于社会领域的爱国公约运动而以”订立爱国公约、慰劳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 为中心,却迅速席卷社会各领域成为人民群众表示爱国决心和爱国行动的一种方式,地方各级学校师生甚至以班组为单位,普遍订立公约,将爱国公约运动与教学活动密切集合 ,新爱国主义教育大兴。而这场运动的规模不断壮大,后扩展至”增产节约”运动,所谓的”增产节约”即各地捐献财物支持前线建设,例如书中描绘的妈妈为前线军人赶制军鞋这一情景 ,而现实中更多的则是捐献战斗机的现款 。这些席卷全社会的运动一遍又一遍的强化着美帝国主义的罪恶,激发着国民爱国情结。

回顾书中,国家观念的塑造不仅停留在宏观性的赞颂层面,例如《新中国诞生了》这样直抒胸臆的颂歌;更为关键的是象征符号的运用,例如国旗 ,祖国的壮丽河山 甚至是儿童节  。而传统经典故事的内涵则被予以重新的解读,晏子的事迹被诠释成个人要勇于维护国家荣誉和利益而非晏子个人的机智与勇敢;苏武的事迹则强调忠于祖国,甚至是忠君与忠国的统一。可是仔细推敲不难发现教科书中的国家并非纯粹意义上的公民的国家,而是有阶级性的,正如《中国人民共和国》一文中宣扬的 “工人大众齐努力,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人阶级已然成为国家的领头羊,而《工人农人》一文中工农联盟的主体地位得以树立。至于其余主体如工商业者、手工业者等,尽管他们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着相当比重 ,却无一例外的被排斥在教科书外,因而教科书意图塑造的是作为阶级成员的认同,而非作为国民或公民对国家的认同。

而且书中多借助主流话语模式的”宏大叙事”方式,以社会重大事件为切入点,让读者在民族自豪感的浪潮席卷之下进行思考和认知;尤其是通过呈现在其眼前的为了祖国不惜牺牲一切,大多”以死告终”的英雄人物和革命战士,如舍身炸碉堡的董存瑞,给读者以心灵的冲击与震撼同时人为的明晰和强化其爱恨情仇,从而实现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的有机结合。而在中国革命传统本身就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是革命让中国摆脱了日本和西方列强的侵略,重新获得国家主权独立,而中国的汉族占据了95%以上,中国人很容易认为汉族传统就是中国传统,毛既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者也是一个民族形象 ,因而爱国主义的内涵不仅狭隘更错综复杂。

神圣的劳动

据相关学者考据,”劳动”一词的出现是个晚近的现象,近代西方的入侵尤其是甲午战争,使得指代现代产业工人工作的”劳动”一词被引入汉语语境。即便在西方(包括马克思那里),”劳动”也是非常复杂的,不但经历过漫长的演进历程,且与政治、道德、人性等呈现出千丝万缕的关系 ,中国更是如此。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劳动的痛苦与卑贱自是不必多言  ,但是个人生存、国家社会发展却必须要物质积累,因而劳动必须成为强制性的义务,劳动义务论固然可以提供强有力的外在约束,但劳动者内在的自觉亦不可少,劳动快乐观随之出现。正如李大钊所言:”人生求乐的方法,最好莫过于尊重劳动。一切乐境,都可由劳动得来;一切苦境,都可由劳动解脱……晓得劳动的人实在不知道苦是什么东西……免苦的好法子,就是劳动。这叫’尊劳主义'” 。在义务劳动、快乐劳动的基础上,蔡元培于1918年11月6日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上喊出了”劳动神圣”的口号 。因而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共产党人在扩展和重新解读劳动内涵的基础上促使”劳动神圣、劳工神圣”的历史局面于1919年形成,传播了自由、平等、民主、公正等抽象观念,同时亦建立起”劳动人民”这一光辉形象。继承这一历史遗产的中共诞生之后,更是努力运用舆论实现由”劳动卑贱论”向”劳动神圣论”的质的飞跃,并将之后的中国革命史塑造成一部光辉的劳动人民反抗史。

然而,如果说李大钊等人提及这个词汇主要是基于个人解放这一启蒙运动的理想,那么后来的根据地时期,尤其是延安时期,提及这个词则可能更包含了一个实际考虑,即陕北贫瘠,难以养活中共长征过去的数万军队党员,劳动成为生存之必须。然而劳动并不仅仅是客观物质数据生产的基础,更是锻造革命意识的有力途径,借助”劳动”这一标尺民众被划分为劳动人民与剥削阶级,它们分别位于政治光谱的两端,唯有了解这两端的对比才可以更好的理解土改运动中”诉苦”机制 、运动伦理 。因而伴随着”劳动”成功实现由”卑贱”向”神圣”的质的蜕变的同时,革命的合法正当性得以悄然构建 。

建国之后,基于国民经济恢复的现实需要和中共话语模式的延续性要求,教科书依旧大力倡导劳动神圣,而且这一观念与科学知识以及工农主体地位的塑造相互渗透:据笔者统计,书中超过一半的关于”科学知识”的论述是与”生产劳动”相挂钩的,字里行间处处引导读者积极投入生产劳动的大军之中;而且作为国家主人的工农,毫无疑问成为劳动者的代名词,劳动的价值得以彰显;甚至书中弘扬的勤劳勇敢、团结互助等优秀质量,最终的落脚点依旧是劳动–一种作为社会美德的集体主义劳动 。而且群众路线是中共的一向主张,民主的多数根基或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固然是其考虑,但另一重要原因却是人民群众的生产属性,即劳动的人民。

因而劳动话语在特定的政治历史条件下能引申出社会的、政治的以及文化的等多方面意义,从而容易引起精英和大众等社会各阶层的共鸣,成为社会革命动员乃至政治发展的绝妙起点 。

翻身:工农主体性的塑造

中共是汲取了俄共政治经验并以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产物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列宁型政党 ,早期为了吸纳党员扩大组织影响力而吸纳了社会各层人士,尤其是知识分子精英,阶级分化与斗争观念尚不明确。然而大革命失败后,国共分裂,遭遇国民党血腥镇压的中共遂全面接受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与暴力革命思想;并且受苏联清党运动 影响,”阶级出身论”开始兴起。”阶级出身论”的要义为:明确谁是”敌人”、谁是”自己人”,依此逻辑,支持国民党反共的阶级、阶层为”敌人”;支持、拥护中共的则为”自己人”;”自己人”的最重要部分为工农阶级及其子弟。 但是作为新生名词的”阶级”在中国并没有多大的市场,它在很大程度上被种族、职业、性别、邻里网络、地域(籍贯),技术等因素所分割,变得支离破碎,而非作为一个整体在行动 。所以除了加强理论宣传之外,中共只得人为塑造阶级差别,例如在革命根据地工人干部被迅速提拔、重用,而非工农出身的党员则受到排斥 ,革命主体遂逐渐由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转变为农民阶级。中共依靠贫苦农民组成红军,建起苏维埃政权。苏区紧张的战争环境以及领导机关有意识的推动都使得”阶级出身论”形成一种约定俗成的思维模式和组织原则。

30年代后期,中共被迫调整革命战略,与此同时,”阶级出身论”内涵亦有所改变,在延安时代,中共既向知识分子敞开大门,又坚持”工农阶级优先的政策”,在大量吸纳知识分子的同时,仍坚持用”阶级出身论”的意识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然而仅仅理论学习远远不够,党性的锻炼和阶级斗争的洗礼更为重要,这就只能通过1942年的整风审干和1947年的土改运动予以实现。而土改时期,这一概念的内涵亦有所变化,凡是出身地主、富农的都是”敌人”,凡是出身贫苦的农民都是”自己人”,其中中农的成分划分问题最为复杂 。可见”阶级出身论”在中共党内长期存在并融入党的组织和实践之中,究其原因,无非在于这种意识与原则有利于扩大党在农村的阶级基础,加速建成党的基层结构,进而实现农村地区的动员。

1949年中共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顺利成为执政党,其当务之急是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新政权的社会基础和党的阶级基础。一个政党的理念和政策都具有历史延续性和连贯性,因而中共治理新国家的理念和方法离不开自己的背景,”阶级出身论”作为早已内化的传统被加以继承和发展,具体路径则是以”阶级身份”的尺度来重组中国社会各阶层: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工农联盟是国家政治基础,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盟友亦是革命的对象,知识分子是一个中间阶层,既可为新社会和革命服务,亦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载体,而国民党残余力量、地主、反革命则是新社会的敌人 。

工人阶级在中共的意识形态话语中一直位居统治地位,尤其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党将之后的工作重心放在了城市而非农村 ,城市工人阶级的支持更为关键,工人”老大哥”的地位进一步巩固。然而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农民才是真正的主力军,毛泽东清楚认识到中国的革命就是”农民革命” ,凭借着极高的革命性,农民成功跻身国家主人行列,位居工人之后,形成我们话语之中的”工农”。那么,这个大的时代背景在教科书中是如何呈现的呢,换言之,工农的主体性地位及其意识在教科书中是如何塑造的呢?

“劳动”这一媒介发挥了主要作用,正是劳动将工人与农民连接成一个有机整体,”劳动者”的身份既成为了工人和农民之间身份认同的凝聚剂,又成为了工农的代名词,从而形成一套特定的”工农=劳动者”话语。基于上文对劳动话语的解读,不难发现工农与劳动这一光荣使命相结合使其地位倍显尊崇,正如”没有工人农人劳动生产谁也活不了” 所歌颂的那样。而且,课本中对于手工业者、工商业者们的描述却是空白,这种利用教科书人为挤压工商业、手工业生存空间的行为,既为社会主义改造的开展蓄势,更于无形中提升了舆论中工农的社会地位。

与工农这一正面形象相对应的是地主富农等反面典型,这种敌我二分法通过敌我概念界定上的不同,可以名正言顺的将一切反动势力抹平,而植入一套共产党的结构,土改就是最好的例子 。教科书中通过一些翻身贫农和佃农忆苦思甜:”不是分了土地,我们就吃不上这黄干粮” ,”不是土改翻了身,怎能住上这样的房” ,”要不是毛泽东主席他老人家,我就得当一辈子的穷光棍了” 以及”要不是土改分了地,家人咋能过上这好日子,孩子又咋能上得起学” 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话语,其中能够吃的上饭,住的上房,娶得了媳妇以及孩子上的起学,已然涵盖了一个普通农民生活的所有层面;加之质朴的语言和平实的陈述方式,尤其是连环疑问句的运用一遍又一遍的向读者反复强化土改翻身,农民当家作主这一观念。当然,书中亦不乏对于地主富农的罪恶即剥削本质 直接揭露的文章,至此,地富与农民之间的阶级对立与仇恨得以建立。

一部”阶级出身论”内涵的演变史也就是工农主体地位的塑造史,其中起着关键性作用的是一次次政治运动,它们既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却又强化了阶级间的差别与对立,在这一次次的斗争与反复之中,一个以翻身工农为主体的崭新国家出现了,但是斗争还将持续下去。

教科书塑造的社会主义新人

新中国的成立虽然确立了”人民国家”的政治形态,但是如何将这一形态真正落实到实践层面上仍是一个难题:即在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如何形塑人民的行为样式和行为规范,这就是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问题。”新人”不仅是相对于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旧人而言,更指的是具有特定品德内涵的新式人才。中共诞生之后,一直努力培养符合其革命需要的”新人”,学校教育也好,整风审干也罢,初衷都归于此,那么延续了革命传统的中共在建国后又是如何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呢?

科学与卫生

一直以来在我们的话语习惯之中,”科学”、”卫生”都是价值色彩淡薄的中性词汇,正如书中《电话的发明》、《不喝生水》以及《换牙》等科普类文章,无非向学生传播现代科学知识以及卫生常识,引导学生科学、卫生观念的塑造,这些都是教科书的应有之义。然而书中刻画的一个个像王大娘 这样封建保守的人物所施行的迷信荒诞行为,着实可以揭露出封建思想对个人毒害之深、禁锢之久;与之相对比的却是《凶神变成了好工人》等极力彰显科学力量的文章。因而实际上中共通过对科学的弘扬将自己刚缔建的新社会与象征”落后”与”封建”的传统社会截然分开,使得自己在这套话语中成为”科学”和”进步”的代名词。而且民众的科学知识不仅是中共进行思想传播的需要,更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因而约一半的科学知识是与劳动生活息息相关的,既与劳动话语的建构相得益彰,又很好的服务于建国初期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建设活动,更体现了国家对新中国的公民的新要求,因而语文教科书对于”科学”如此之青睐。

至于健康卫生这一问题,虽然史料表明建国伊始中央高层便较为关注,例如毛泽东曾多次写信给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反复强调”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原则 ,但这一问题始终没有上升至国家战略的高度。然而不久,一场旨在防御美国”细菌战” 的军事运动在全社会蔓延开来,演化成瞬间席卷全国的”爱国卫生运动” 。虽然此套书中虽然没有明确出现这一词汇,但以紧贴民众生活现实状态形式频频出现的健康卫生内容,在疾病与战争之间建立起某种被认为恰当性的政治关联性。从而在潜移默化之中将对疾病的想象对异邦的想象勾连起来,从而将邪恶与非我、异族等同起来。 于是乎,学生对美帝国主义阴谋发动细菌战罪恶的仇恨自然而言的被引导、塑造起来,再配合着给志愿军写信等教学形式,直接间接起到战争动员的效果,自然这一运动也不乏增强学生体魄以巩固国防的考虑 。

“细菌战”可谓一场无形的战争,不仅它的攻击武器是不可见的、无形的细菌和病毒, 它整个攻击的过程也悄无声息。由于每个人的身体都是潜在的攻击目标,而人们却无法预测和确定战场的具体位置与威胁程度,因而在这场没有硝烟的身体保卫战之中,个人的意志和精神往往难以应对,只得依赖作为整体的国家,对一切可能潜在的威胁区域进行”清洁” 。因此,国家与个人在健康卫生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个人必须对自身和周边环境进行清洁保持卫生。在这个过程之中,不仅普通民众间逐渐融为一体,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对话机制亦形成,因而任何一个人的健康卫生都不能仅仅视为单独的个体行为,而是与其成为一个”国民”的身份状态和素质有关 ,个人受到细菌的侵蚀早已超越个体病痛的范畴而直接喻示着国家的失败和敌人的胜利;相应的,个人每天洗漱、打扫卫生等日常行为成为个人反击敌人的有力措施。因而,对中国这个崭新的政权而言,祛除疾病、保持健康是与其能否作为一个合格的现代民族国家自立于世界这样一个大命题紧密联系的;对于个人而言,其对健康卫生的重视程度的高低俨然成为衡量其”国民身份”–社会主义新人素质优劣甚至政治觉悟的重要指标。

科学与卫生是实现对日常生活和疾病关照的过程,是传播观念和形塑习惯的过程,也是一个民众义务增强的过程,更是国家权力延伸和社会整合的过程。在科学卫生的多重内涵交织之下,国家与个人开始被一条细密的针线紧密的连接在一起。

纪律与规范

新人的塑造需要特定的空间,学校无疑成为了最佳选择,正如应星在《论当代中国的新德治》一文中阐释的学校具有封闭性、成员的流动性和年轻型的特征,因而非常有利于新人在单一的环境、鲜明的节奏、繁琐的意识仪式和严明的纪律中接受规训。教科书中对学校生活进行的大量浓墨重彩的描绘恰恰反映出其重要性,因而学校生活既成为教科书存在的前提和基础,也构成了教科书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此套书中,对学校生活的刻画途径课主要归为两个层面:第一,援引系列伟人的事迹引导学生良好学习习惯的培养,如刘伯承 、列宁 和高尔基 等,榜样作用得以发挥的同时这些伟人在学生心中的地位更被拔高;第二,借助一些情境模仿向读者宣扬特定的价值关怀:《选举班长》渗透着浓厚的少数服从多数的价值理念;《不守纪律的小修》宣扬严守纪律的必要;《小组讨论会》则强调定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性,书中多次出现的儿童队开检讨会实现了这一要求;《给林老师的信》阐释的是学生对于老师的敬爱之情;《大同学》、《小同学》则着眼于学生之间的团结互助;《黑板报》,《坏习惯》更是以反面案例强调正确良好学习习惯的必要性。而《卖煎饼的小波》颂扬的是小波将学习和劳动相结合的自力更生精神;《群众代笔处》、《工人识字组》等文中小学生们则学以致用对外输出知识,统而观之,对于良好习惯和纪律的宣扬纵贯全书的主旨。

除了养成良好习惯、遵守纪律之外,勤劳勇敢、团结互助、无私奉献等质量也是新人所不可或缺的。在我们惯以为常的话语中,它们都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的传统美德,对此笔者不敢妄作评语,毕竟”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 。但是笔者关注的是内涵何其丰富的民族精神为何只有他们作为典例被选入教科书中,以及他们在教科书中的具体内涵是如何被阐释和再解读的。

教科书中,勤劳主要通过工农的具体实践予以展示,互助分别体现在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之中,具体而言,前者渗透在《筑路歌》以及《人力胜天》等文中勾勒的工人农人齐心协力应对艰险、共建社会主义的精神状态中;而日常生活的琐碎细节中,书中选取的却唯有帮助军属,其频率之高,内容之相似令人诧异,可见背后特定因素的考虑。至于无私奉献的精神,可归结为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服从多数人的意见》即是如此;就连书中选取的唯一一篇法国作品《救了全村人的命》讲述的也是一个叫彼得的小男孩用自己的身躯堵住大坝的缺口,挽救全村人的生命和财产的故事。可见书中呈现出的勤劳互助奉献精神都被赋予了特定政治内涵,勤劳并非为了个人生活的优越而是为了社会主义的建设;互助是帮助军属,是为了支持前线的战争(朝鲜战争),为了捍卫国家领土和尊严,为了保证人民的稳定生活;至于奉献更是要为了”大我”牺牲”小我”,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服从国家利益。与民国时期强调”儿童本位”、”儿童情趣”的语文教科书中呈现的景象截然不同,此套书中更侧重于”集体本位”、”国家本位”的价值取向,但这些质量却是国家希望新式学生所具备的,也是语文教育能够实现的目标。

福柯曾说过:”话语存在着基本代码,一些控制了语言、知觉框架、交流、技艺、价值、实践等级的代码” ,这些代码则通过系列选择、组织、分配以及安排的途径形成了一套教科书文本内的时间空间秩序,利用这套单向线性展开的非对称式话语结构建构出封闭式教科书话语体系,使得教科书之外的话语渗透力极弱 。而在教科书营造的话语体系中,社会主义的新式儿童应该热爱科学、讲究卫生、热爱学习、遵守纪律,这些都是他们必要的行为规范,而勤劳勇敢、团结互助、无私奉献(集体至上、国家至上)更是他们必不可少的道德规范。对于处于”失语状态”的学生而言,主动也好,被动也罢,只会在无意识之间完成教科书之内的社会化,一个个国家所需要的人才–社会主义新人便如此被培养出来。

被改造的语文

近年来不仅语文学界甚至整个社会关于”语文是什么”这一问题的讨论纷纭,语文的性质问题成为语文教育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 ,然而对于语文性质这一问题的追问并非我们研究的终点,探讨性质的实质乃是对于语文价值和意义的思索。语文源自于叶圣陶先生建国初期对中学的”国文”与小学的”国语”的改造,无论如何改造,文学始终是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文”相应的是”道”,而语文由于兼具语言和文学的特征而成为”道”的绝佳载体,”文以载道”在语文教科书中又有何具体体现呢?

民国初年教育改革在响彻全国的民主共和声中拉开序幕,因而儿童的主动性和自主性受到重视,时任教育部长的蔡元培明确提出教育要”从受教育者本体着想”。1916年公布的《国民学校施行细则》中规定:”度本文章宜取平易切用,可谓模范者,其材料内容就各科内容有趣味及生活所必须着用之”。因此,民初小学国文课本具有浓郁的文学性和趣味性,图文并茂、繁简依此、深浅有序。但是,民国教科书一大特色是爱国主义精神的渗透,例如《我国》一文:

中華,我國之國名也。源自遠祖以來,居於是,衣於是,食於是,世世相傳,以及於我。我為中華之人,豈可不愛我國哉。

教育儿童要热爱”居于是,衣于是,食于是”的中华民国。

民初的教科书采用文言文,而新文化运动酝酿了一场以普及白话文为宗旨的文学革命。1920年 4月,教育部发出通告规定截至1922年止,凡用文言文编的教科书一律废止,要求各学校逐步采用经审定的语体文教科书,其它各科教科书也相应改用语体文 ,国文教科书开始走上”言文一致”的道路,教科书文体变成日常生活的白话文,不再令人望而生畏,生活化的语言表达,使得教材更具可读性和亲和力,也更适合儿童学习。

1924年,借鉴苏俄”以党治国”模式的孙中山建立以国民党为核心的国民政府,并提出”党化教育”的方针,但由于国共合作破产,这一方针直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才真正予以贯彻。然而1928年2月,教育部《小学暂行条例》规定”小学教育应根据三民主义,按照儿童身心发展的程序,培养国民之基础知识技能,以适应社会生活”,不仅”三民主义”正式列入小学课程(党义),其余课程的设置与教科书的编写一律以三民主义为纲 ,总理遗嘱成为国语课堂必不可少的一课,三民主义教育合理合法地渗入国语教科书中。

在同一时期的苏区,政府明文禁止国民党文化书籍的使用,要求各地小学使用苏区政府组织编写的教材,早期一般用《三字经》、《百家姓》作识字教材,也有部分群众喜爱传唱的歌谣;苏区较为巩固之后,为配合教材编写工作的顺利开展,各级教育部及教育委员会进一步健全编审机构 并统一了全苏区的小学课程标准 。1933年中华苏维埃人民教育委员部编的列宁小学通用国语教材《共产儿童读本》,共6册,每学期一册。第二年根据形势的变化,重编出版了第二部列宁小学国语通用教材《国语教科书》。新教材密切联系革命战争和苏区建设实际,联系儿童生活,注意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许多政治性和理论性的内容,广泛采用问答 、故事、歌谣 、顺口溜等方式反映到课本中,进行知识普及的基础上进行革命斗争形势的教育,例如国语课第五册第10课《给爸爸写信》 :

爸爸:

我很平安的到了舅舅家里,不必担心。现在,我把舅舅家和附近的状况告诉您老人家,国民党的军队和清乡团,都离这里不远,天天到这里来,催索征课、捐税、拉夫抽丁;昨天舅舅因为没有钱缴纳,几乎被他们打死了。因此,这里的小朋友要求革命是非常迫切的,我准备在这里把革命的工农和小朋友们都组织起来,再回赤区。

您的儿子:建人

民国后期,鉴于国统区国语教科书”审定制”和”国定制”的并存,教科书市场一片繁荣,出现了好几套通用的课本,其中以《复兴国语教科书》(沈百英、神秉廉编,商务印书馆出版)、《开明国语课本》(叶圣陶编,开明书店出版)最为有名。这一时期的国语教材注重”儿童本位”将教育知识文学化、艺术化,内容贴近现实生活,更打破学科界限,将国语、常识两科混合教学,出现”以常识为内容,以国语为形式”的合编教材,如中华书局印行、国立编译馆编的《初级小学国语常识课本》。

而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因为革命形势的需要和中共意识形态的延续,国语课本突出强调抗日、解放战争以及土改等内容,教科书内容的政治性凸显 ,然而语文并非完全政治化,文学性尚有所保留,这些政治色彩浓郁的内容往往借助日常生活的故事去述说,避免了干瘪的政治宣传,增强了文章的故事性和真实性,

例如《妈妈去开会》 :娃娃好好睡,妈妈去开会。开会干什么,斗争大恶霸。讲讲理,出出气,要回咱那房子地,翻翻身,抬抬头,给你爹爹报报仇。

文中以朴实的方言,亲切的口吻诉说着地主的罪恶和土改的意义。

中共领导人一直深谙文以载道之理,因而早在解放战争后期,戴伯韬就多次公开发表言论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在教材中的灵魂核心地位 ;建国后《人民日报》亦公开强调全部学校课程的灵魂,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知识来武装学生的头脑 ,因而在推崇”政治标准第一”的新中国,语文的”政治性功能”更是被国家视为重中之重。

而在第一套统编的初小语文教科书中,除了塑造上述的阶级认同以及纪律规范之外,教科书还努力建构中苏间的友好话语。本书中一共引入的8篇外国文章中6篇来自苏联,占据75%,比重之大,可见其地位之高。以《我们的好朋友苏联》一文为例,书中塑造了一个”热爱和平,乐于助人”的良好形象,尤其借助苏联帮助中国抗日来阐明二者关系之友好。中苏间的友好体现在方方面面,教育领域尤为典型。

鉴于中苏间特殊的革命友谊 ,早在1949年12月,即新中国成立之初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便将当时教育改革的方针定为”以老解放区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 。虽然这一方针不久被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针所取代,但向苏联学习这一原则被坚持下来,中央教育部在解释《共同纲领》中规定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时,直接将”亲苏”归纳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内容之一 。而时任上海市教育处处长的戴伯韬曾多次公开声明,在教育领域的思想改造过程中,在国文、历史、地理等课程中贯彻”中苏友好”观念是改造的重点之一 。尤其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署发布以及席卷全国的中苏友好协会 浪潮之下,教育领域更形成了 “一边倒”的局面,”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以及”中苏同盟天下无敌” 俨然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从教育模式、方针到教学内容、方法 ,苏联对中国教育的影响可谓无孔不入而且深远持久。

“文以载道”的思想最早可追溯至战国时期荀子(文以明道),经韩愈等人传承(文以贯道)至周敦颐而正式提出,措辞虽有差别,但”文”无外乎”文章”、”文辞”,”道”乃儒家之道。正所谓见微知着,透过不起眼的语文教科书,我们可以大致了解民国以来作为时代的意识形态冲突场所的教材中体现的那种复杂内容:民国时期国家层面的分裂状态延伸至教育领域,造就了教科书多样化的格局,既有国家意识形态合法性宣传的内容,也有传统学术训练,还有西方科学文化,以及一批社会青年对个人理想自由的抒发。其中,”道”化身为”爱国主义”以及后来的”三民主义”潜藏着;而在中共苏区及其解放区的教科书中,”道”却焕然一新,成为一套特定”革命伦理”;建国之后,多样化的格局被打破,文本内容日益单一化就反映出社会政治格局的变迁,但是”道”内涵却愈发充实,形成涵盖革命、劳动、阶级等诸多内涵的”政党伦理” ,成功塑造了那个年代受教育者的言行方式。但也正因为过于强调语文的政治性(道)而非文学性(文),使得这一时期的语文教科书较之以前的课本,尤其是民国后期的《开明国语课本》而言,文章的趣味性和亲和力都大打折扣,语文修辞趋于平庸化(因为要用最通俗的话表达平庸的观念),语文的美学亦逐渐丧失。

意识形态的知识再生产

本文梳理了清末民初以来教科书编审机制的历史演变,以阐明新中国教科书”国定制”确立的复杂历程中不断强化的国家意识形态影响,在此基础之上,文章展开对新中国第一套统编初小语文教科书文本的细致分析和解读,揭示出在”大一统”的教科书国定制以及意识形态导向的语文教科书是如何建构起一套特殊的学校知识体系,从而进行着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再生产的。

从理论架构层面而言,教科书首先通过一套”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三军统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话语逻辑的建构和解读成功树立起高大的国家领导人形象;并伴之以主流的”大叙述”方式对新中国的诞生予以阐释,给予新中国的小公民以爱国主义的洗礼;再通过劳动神圣观的宣扬阐明社会各阶层的状况,主要是作为社会主体的工农;最后,以一套合理改造过的”阶级出身论”来阐释工农主体地位的合法正当性,并积极引导学生投身于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的大军之中,进而形塑了政治认同的观念和阶级治国的具体路径。

“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人民民主专政”的阶级国家观得以形成之后,教科书的重心紧接着转移到具体实践层面,这则主要体现为微观层面上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机制。社会主义”新人”不仅仅身份”新”,道德和言行规范更”新”。不仅要具备热爱科学、讲究卫生、热爱学习、遵守纪律等行为规范;更要养成勤劳勇敢、团结互助、无私奉献(集体至上、国家至上)的道德规范,这样一个”德行兼备”的学生才是社会主义新人的典范。

因此,不仅仅历史、政治教科书,语文教科书也承担着重要的政治功能,这一点往往为世人所忽视;而且由于语文兼具”语言”和”文学”的特征,一本小小的教科书便成为道统传承的有力载体。历史经历着斗转星移的变迁,一本小小的教科书亦可以反映出道统所历经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在建国初期甚至早在中央苏区时期,承载道统的语文教科书便日趋平庸化、政治化,虽然整个过程之中其”政治性”并没有完全抹杀掉”文学性”的存在,但语文的美学逐渐消逝,以致沦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传播和再生产的工具。所以对于50年代的人而言,语文在他们脑海中的印象绝非仅一篇篇文章的组合,更是一个特定的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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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n from: 经济观察报 (Wec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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