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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有增无减 (The increasing risks of Chines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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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至少面临四种风险,一是经济风险,二是社会风险,三是信任风险,四是政治风险。… 其一,经济风险。现在经济下行压力越来越大,经济风险集聚。… 其二,社会风险。当前社会风险最大的问题,就是社会利益格局整体被扭曲了。造成利益格局被扭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三,信任风险。政府给老百姓的医疗、教育、社保、社会服务等承诺,如果不能兑现,不能让老百姓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老百姓很难再次信任党和政府。… 其四,政治风险。构建起制度笼子,防止整个制度腐败的蔓延,不仅关系到腐败本身,而且关系到我们能不能重构改革的共识,让老百姓第二次起来支持我们的改革。”

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有增无减

汪玉凯

文章原标题:《汪玉凯:排除改革的阻力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智慧》

改革发展新阶段对中国公共治理的挑战

  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对目前中国形势的判断,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两句话:中国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

如果说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第一次改革的话,那么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全面深化改革可以称之为第二次改革。我们即将进行的60项改革,几乎都是建立在对这一新阶段的判断基础之上。

第二次改革

在我看来,这个新阶段有三个显著的标志:第一,改革开放的整体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第二,传统的发展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第三,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有增无减。

❶ 第一个标志,改革开放的整体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当前的改革开放整体格局,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

第一,中国改革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是人们对改革的认知度和共识度在大大下降。换句话说,现在的老百姓,再也不像35年前那样一边倒支持改革,拥护改革。现在很多人反对改革。这种反对改革的声音,既包括社会公众,也包括社会精英甚至政府官员,改革的阻力正在加大。在目前环境下,凝聚、重构改革的共识,比当年发动改革更难。

第二,中国的“双转”(社会转型和体制转型)在快速推进,但也积聚了很多社会矛盾和冲突。在上世纪90年代,全国每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平均1万起左右;这两年每年都在15万起左右,翻了十几倍。这说明中国社会内在矛盾冲突激化了。

为了维持稳定,我们大量增加公共安全支出。2012年全国的公共安全支出7200多亿,比军费开支多500多亿。这7200多亿公共支出,多数都用于维稳了。为了维稳,我们大量增加公安干警,现在全国公安干警超过200万人。不到四个公务人员中有一个是公安人员,这个比例非常高,维稳成本很高。在我看来,维稳是一篇大文章,不是靠出动公安干警就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

第三,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越来越大,但是中国的形象不断被西方国家所误解误读。误解误读背后既有深刻的政治原因,更有复杂的经济利益。在目前的环境下,更多的是大国之间的经济利益博弈。

我们能不能保住过去35年的改革开放成果,发现新的机遇,这对新的国家领导人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特别是美国重返亚洲以后,中国国际环境急转直下,我们能不能有新的思维,新的战略,直接关乎中国未来。

❷ 第二个标志,传统的发展方式已经走到尽头。

直接表现为,一方面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付出高昂的代价。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其一,低成本出口战略,以金融危机爆发为标志,难以为继;其二,低端产业主导经济结构难以为继;其三,资源和环境的传统使用方式难以为继;其四,社会分配不公引发的社会问题使社会稳定的大局难以为继。

比如说低端产业主导经济结构。过去的35年,中国维持9.8%的高增长,但是它是三高换一高和一低,即资金高投入,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换来35年的高增长和低效率。我们大量消耗能源,透支资源,破坏环境,这是我们增长的前提条件。

世界上流行三句话:三流企业卖产品,二流企业卖专利,一流企业卖标准,最高端企业是卖标准的企业。而我们大多数是不入流的企业,没有自己的品牌,没有自己的技术,就赚人家组装的钱,这样永远成不了强国。这么大的国家,只在世界产业链的下端,在高端没有多少话语权,这是成不了强国的。

诺基亚在2012年还是世界第一大手机供应商,市值3000亿美元,到2013年被微软用70亿美元收购了。为什么?创新不足。为什么中央下决心淘汰落后产能,发展新兴战略产业,发展绿色低碳经济,核心就是要在世界产品高端有话语权。

但是在高科技领域,我们并没有掌握核心技术。一位从事信息技术一辈子的老专家曾经痛心疾首地指出,他一生搞60年电子,有三大遗憾:第一,中国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形成自主可控的计算机技术体系;第二,中国没有形成自主可控的软件技术体系;第三,中国也没有形成自主可控的微电子技术体系。这三大技术体系,中国人完全亦步亦趋学美国。

2010年,中国计算机天河一号A获得世界第一名,很多人很高兴,当时也震撼了美国朝野,美国国会马上召开听证会,让白宫介绍情况,白宫介绍完情况后,议员们松了一口气,原来核心技术始终是美国的。天河一号A的操作系统是美国微软公司生产的,CPU也是美国公司生产的,核心技术都在人家手里。

互联网在全世界一共有13个根服务器,有一个总的根服务器在美国,还有9个服务器放在美国,此外荷兰一个,日本一个,英国一个。中国一个都没有。去年美国的棱镜门斯诺登事件,震撼了整个中国高层。这次中央为什么设立一个国家级的安全委员会,主要是应对非常规的国家安全问题。如果我们在高端技术没有自己的话语权,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很难会成为强国。

❸ 第三个标志,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有增无减。

当前中国至少面临四种风险,一是经济风险,二是社会风险,三是信任风险,四是政治风险。

其一,经济风险。现在经济下行压力越来越大,经济风险集聚。尽管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已经证实高层主要领导的判断,就是中国经济还没有出现大问题,我们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有意降低经济增长的速度,这个判断从这些公布的数据也可以得到证实。

但是经济的隐忧非常明显,我们经济发展中影响最大的有三个风险:一是房地产泡沫;二是地方债务,地方政府一共欠20万亿;三是影子银行,一方面流动性泛滥,另一方面银行圈钱。这三个方面相互联系,一个方面出了问题,都可能引起连锁反应。

尽管高层领导认为经济没有出现大问题,但是他们对经济发展高度紧张,他们的心理底线是中国经济不能降到7%以下。胡温执政十年,尽管有很多问题,但是他们手上有一张牌,经济一直高增长,拿经济增长这张牌可以解决不少社会问题。如果一旦经济增长速度降到7%以下,就可能引发大规模的失业,社会动荡,这方面一点也不可小觑。

其二,社会风险。当前社会风险最大的问题,就是社会利益格局整体被扭曲了。造成利益格局被扭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分配制度不合理。35年来,城乡差距、贫富差距、行业差距和地区差距不仅没有缩小,而且差距越来越大。一端是中国1.2亿人没有解决贫困问题;另一端是中国富人在全世界兴风作浪。这说明分配制度出现了严重问题。

二是机会不均等,企业和人的发展不处在同一竞争起跑线上。国有企业过于强势,民营企业相对弱势。人和人的发展也不处于同一个起跑线上,有权有势的小孩发展空间很大。草根阶层的小孩,即使考到清华北大一流大学,毕业以后也未必找到体面的工作。有人说中国进入全面的拼爹时代,这种现象出现,说明阶层相对被固化了,底层青年往上的流动空间越来越少了,这就可能引发动荡,甚至革命。

王岐山同志为什么推荐官员看《旧制度与大革命》?他是历史学专业出身,绝不是无病呻吟。王岐山同志让大家看这本书,就是说改革不能慢,慢了以后,可能爆发危机,甚至爆发革命。

第三个就是既得利益兴风作浪,既得利益在整个被扭曲的利益格局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分配不合理、机会不均等和既得利益兴风作浪,叠加起来,扭曲了整个社会的格局,这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其三,信任风险。政府给老百姓的医疗、教育、社保、社会服务等承诺,如果不能兑现,不能让老百姓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老百姓很难再次信任党和政府。习近平总书记上台不久,做的第一个判断是,腐败亡党亡国。但后来他又做了一个判断,他说人心向背决定执政党的生死存亡。习近平总书记后来的判断,更加接近问题的本质,这便是信任风险。

其四,政治风险。构建起制度笼子,防止整个制度腐败的蔓延,不仅关系到腐败本身,而且关系到我们能不能重构改革的共识,让老百姓第二次起来支持我们的改革。应该说,新一届领导上任给解决这些问题和风险提供了重要的时间窗口,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但是他们成功上任,不足以化解这些风险,所以才需要以更大的勇气,更大的毅力,通过全面改革来化解这些问题。

  2 公共治理变革的重要性凸显

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决定中确定的改革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前提,“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核心。

这个大目标的确立,不仅仅意味着最高领导层接受了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理念,而且跳出我们过去的很多窠臼,把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改革的总目标。

这里讲了三个核心问题,就是要让创造财富的各种源泉能够涌动,让社会活力能够得到释放,让改革成果被全民共享。为什么目前公共治理的紧迫性凸显呢?因为中国改革内在逻辑正在发生变化。

过去的30多年,我们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干展开各项改革,其他改革说到底是为经济改革服务的。但是我们越来越看到,党政机构、政府越来越成为社会矛盾的中心,成为社会矛盾的聚焦点。

所以尽管这次三中全会决定说,未来我们要以经济改革为牵引,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但是,经济改革目标的实现,主要障碍都不在于经济领域,而在于政府,在于执政党,根本是政治领域改革,这是当前深化改革的关键问题。公共治理变革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这其中党政机构和政府又处在公共治理变革的核心地位。

为什么党政机构和政府的改革重要性上升呢?

至少有三个原因。

第一,其他各项改革能不能推进,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推进,几乎都和执政党、政府有关。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社会改革、文化改革、生态改革、执政党制度的改革,这六大改革每一项都和执政党、政府自身有关。

以经济改革为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国企改革、金融改革、财税改革、投资体制改革,这些经济领域的改革,好改的早改过了,剩下难改的都和政府有关,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这些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

第二,政府治理的能力直接影响国家治理的成效。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包括很多内容,既包括组织体系、法制体系、体制机制,也包括管理观念、管理水平,是全方位的。在整个国家治理架构中,政府治理处在第一线,国家治理很多目标通过政府治理来实现。如果政府自身问题不解决,能力不高,直接影响整个国家的治理水平。

第三,从政府层面来讲,至少现在我们还有三个问题迫切需要解决。

·其一,整个治理结构不够科学,不管党政的问题也好,政府内部的组织架构也好,都还有很多关键性问题没有解决好。

·其二,政府管理中的深层次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老百姓的认可。这些深层次问题包括,转变政府职能滞后的问题,政府自身改革滞后的问题,行政审批过多过滥变成腐败温床的问题,还有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薄弱的问题。在这些关键问题上,老百姓不满意。

·其三,政府形象问题。政府的行为一直得不到有效控制,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劳民伤财,严重影响政府的形象。所以从这些方面讲,公共治理变革的紧迫性可想而知。

未来中国公共治理变革的路径和核心议题是什么?

一是要优化公共治理的体系和结构;二是要突出政府改革,如转变职能,创新政府管理方式;三是要提高公共治理能力,包括提高公务员队伍素质;四是要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建设步伐。

在未来的一轮改革中,从公共治理这个视角来讲,亟待解决五个核心议题。

第一个核心议题,重构政府和市场关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性作用,逐步使政府治理现代化。要发挥市场决定作用,主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政府要向市场放权;二、要开放市场。从开放市场来看,这次改革决定里的一大堆问题都是围绕这个话题展开的,包括建立统一的市场体系、打破行政壁垒、开放金融、开放服务业、反对垄断、改革国有企业、构建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政府向市场放权,一共有五大举措,比如说减少投资审批、减少对生产经营活动的审批、减少不必要检验检测许可认证,减少行政事业性收费、改革企业注册登记制度。鼓励创业,降低市场门槛。宽进严管,先让人进来,进来再按照企业管理法管,不是一开始就把人挡在门外。政府必须在市场决定论基础上,发挥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等功能。

第二个核心议题,全力保障民生,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过去的这些年,中国改革受到老百姓最大的置疑,就是公平正义。比如说,我们的政策越来越有利于富人;包括下岗工人、农民工在内的弱势群体,在政策制定的时候,声音越来越小。

十八届三中全会推进的60项改革,有18项和民生有关,全力保障民生,体现社会公平公正。具体来讲,要加大对民生投入,要加大与民生有关的体制机制改革的力度。这次提出的与民生相关的改革,目标都非常具体。

比如说,取消事业单位如医院、学校、科研机构的行政级别,这项改革涉及到120万家事业单位,3000多万在职人员,还有800多万离退休人员。再比如说,医院改革,不能以药养医,医药要分家;教育改革,要保证教育公平公正,改革基础教育,减少考试科目。所有这些改革几乎都涉及和民生有关的体制机制。还比如说,要建成统一的城乡建设用地市场,让农民有更多的财产性权利,各种要素能够自由流动。

我认为,这次改革很大的一个着眼点,就是要让公平正义照耀在农民这个最大的弱势群体身上。过去这些年,我们最大的教训之一,就是双重剥夺农民,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客观上,对农民造成双重剥夺。

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农村共有2.6亿农民离开土地了。他们进城后,没有和城市人处在同等就业起跑线上。他们干的全是最脏最累的活,拿到的报酬,相当于城市人的一半,年龄大了,干不动了,到乡下养老,城市和他没有关系。数以亿计的农民被剥夺青春年华,这是第一重剥夺。

我们的城镇化异化成圈地化。中国的城镇化根本上变成一个城市空间的扩张和侵蚀过程。我们的土地制度规定,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在征地过程中,给农民一些补偿。除了公共用地,剩下的土地被政府高价卖给开发商,地方政府独享了巨额的土地增值收益,把农民这个土地的本来所有者,排除在参与土地收益分配的门槛之外,这是第二重剥夺。这次围绕土地制度改革,将是中国进行的又一次土地改革,土改的直接受益者是农民。

第三个核心议题,创新社会治理,释放社会活力。在整体上,我们在很多方面走偏了方向,把社会管理变成了对人的行为管控。这次的决定是完全掉过来了,把国家管理变成国家治理,政府管理变成政府治理,社会管理变成社会治理,治和管这个字的改变,意义重大。

这次包括废除劳教制度、改革司法审判制度、省级以下司法实行垂直管理,将来可以建地区性法院,主要是解决地方权力对司法审判的干预,要保证司法公平公正,为我们下一步司法审判相对独立奠定基础。

再一个,要对社会放权,四大类社会组织都放开了,取消双边管理。行业协会和商会、科技的社会组织、公益的社会组织、社区服务的社会组织,基本都放开了。社会治理最终是要释放社会活力,不是把每个人都管起来,不是把行为控制起来。

第四个核心议题,用法律构建制度笼子,用制度管人管权管事。中国的现有体制有很多优势,比如说,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比如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但是中国最大的软肋,就是到现在没有找到一个四两拨千斤的管理、约束公权力的制度设计。监管公权力的主体还少吗?至少有六个主体——纪委、监察、审计、预防腐败、反贪和巡视,但是对一些单位的主要领导人,一个地方的主要领导人,对其有效监督几乎为零。

如何衡量现有的监督体系是否有效,就看能不能找出一个县纪委书记把县委书记给监督下去的例子。如果找不到,这个制度就是失败的。还有,为什么这么多人边腐败边提拔?当市委书记、县委书记的时候,问题都暴露不出来,只有当他提拔到上一级政协副主席,上一级人大副主任,离开这个地方了,他当书记时的问题才都暴露出来了。不是说我们愿意提拔腐败分子,是现有的监管制度没有办法发现。

再比如,某个城市的主要领导人是哪里人,他老家的承包队大量在那个地方包揽工程。这是什么现象?反映了什么问题?如果监督制度不能对这些现象作出科学的、令人信服的解释,就说明这个监督体制有问题。

所以这次专门设立了一个纪律检查的专项小组,下决心解决中国的软肋。比如说,它利用法律构建制度,用制度笼子来管人管权管事,让人民有监督的权利,公开透明,构建权力清单,保障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三清”改革目标很重要,但是如果没有760万党政公务人员个人的清正,政府清廉就是空话,只有公务员个人清正了,政府清廉了,我们才有可能实现政治清明。

再就是创新监督的体制机制,除了省以下司法相对独立、垂直管理之外,要改变纪检监察体制,就是同一级党委再没有权力提名同级纪委书记、副书记了,由上级纪委提名,这个书记副书记是双重负责制,既要对同级党委负责,也要对上级纪委负责。

这就解决王岐山同志所说的灯下黑的问题,就是解决一个县的纪委书记监督不了县委书记,一个市的纪委书记监督不了市委书记的问题。再就是巡视制度的广覆盖,全覆盖,不仅党政机构,还有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此外,对官员提出更严格的要求,比如不准超标配办公室、不准超标配车等等。

第五个核心议题,加大党政自身改革力度,提高公信力,包括转变作风、降低三公消费、反对四风、公开透明等。特别是八项规定出来后,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现在高层领导是严厉治官。我在十年前,曾提过中国公共治理的14字方针,第一严治官,第二善待民,第三创新政体,第四稳定银根。

没想到十年以后,这届政府意图很清晰,严厉地控制管理官员,螺丝将会越拧越紧。现在官员治理制度化了,出台了党政机关节约条例、八项规定、反四风、严格清车、清办公室,螺丝越拧越紧。

现在确实引起很大的反弹。广东省一个月有四个厅级干部辞职了,下海了。但是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中国如果不治好760万党政干部队伍的话,共产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很难再次得到老百姓的信任。而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可能会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经过这样的严格控制以后,一些被淘出来的人可能是意志薄弱者。我估计将来在队伍建设方面会管理得更加严格。

但是中国的核心问题在于用人,所有的问题都在于用人这个问题上。如果不解决用人这个问题,很多问题解决不了。一把手用人,一把手说了算,这是非常大的问题。

我曾经在这方面写过一些建议,我的建议就是,县一级的书记和县长由一个人来当。书记、县长由两个人当,绝对是错误的、不好的体制,是闹矛盾的体制,很容易产生冲突。两条线一个人当,书记县长一个人当,人大主任不能由书记兼任。两条线选出一个一把手,这不改变党管干部的原则。共产党可以推荐四个到五个合格的书记候选人,让党员代表大会投票。候选人演讲,党员代表大会认为将来谁当书记合适,投票出来,一二三四排出来,前三名就竞争县长去。候选人到人代会去演讲,竞争县长,最后人代会认为谁最合适,谁当选县长,谁就既是县长又是党委书记。让党员和人民群众决定一把手。

这样他就不会只对上面负责,也要对下面负责。第一任人唯贤;第二任人唯信。当一把手以后,任命哪一个局长,书记兼县长说了算,但是要承担连带责任。这样既能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领导地位,也能保证决策的效果和不腐败。

人大主任是独立的一条线,纪检是一条线,两条线监督一把手。我现在要进一步完善这个建议。

  3 排除改革的阻力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智慧

这次改革方案得到广泛认可,这个顶层设计不易,制订好的方案不容易,把好的方案变成现实更难。在我看来,公共治理变革要上下联动。从政府这个视角来看,行政改革是整个政治体制的下端,它能解决的是政企分开、转变职能、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而在我看来,政治体制改革还有上端,有四个更核心的要素,就是宪法的权威、政党的作用、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法制。这四个是整个公共治理体系结构的上层部分,它更具有决定意义。所以要上下联动,不能只在行政层面做文章。

就我个人理解,在未来公共治理变革中,最大的阻力可能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既得利益,二是政府自身。过去这几十年的改革可以叫第一次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改革可以叫第二次改革。所谓既得利益,就是通过非公平竞争的手段和方式、借助公权力和政策资源、获取巨额利益的相关体。

这里有三个关键词:一、它通过非公平竞争手段和方式,获取巨额利益;二、它借助公权力和政策资源,获取巨额利益;三、它获取巨额利益,主要指经济利益,但是也包括政治利益、社会利益。

中国既得利益的形态有哪些?

我在2011年发表过一篇文章,系统分析中国目前既得利益的表现形式。我提出三个灰色:灰色权力、灰色资本、灰色暴利。既得利益主要依赖公权力的影响力,通过子女、配偶、亲戚朋友,在市场进行资本套现,一夜之间就变成亿万富翁,这是最大的腐败,真正的腐败。

现在中国的既得利益至少有三个形态,一是以贪腐官员为代表的权贵既得利益;二是以垄断行业为代表的垄断既得利益;三是以房地产和资源行业为代表的地产和资源既得利益。

这三大既得利益,既掌握权力,又掌握资源,还掌握资本,羽翼丰满,实力雄厚,控制相当多的中国社会财富。

在目前中国环境下,既得利益至少激化了三种冲突:一是官民冲突,二是劳资冲突,三是贫富冲突。社会上弥漫着仇富仇官的心态,群体事件的后面、大量黑色资本的后面,我们都可以看到既得利益的影子。

最大的困难就是和既得利益作战,危险还没有过去,是我们战胜既得利益,还是既得利益最后吞噬我们,现在还难以下定论。所以二次改革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不能有效地遏制、战胜既得利益。

十八大以后,最高领导层不断对整个改革的趋势做判断,比如说,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要啃硬骨头,改革没有坦途,改革要涉险滩,改革准备付出成本。决定还说,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改革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这些说法,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当前的环境下,改革难度大、阻力大、风险大。

那么再看,高层对既得利益怎么判断?十八大后不久,李克强说,动利益比动灵魂更难。习近平多次讲,要有更大的勇气和决心,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习近平没有直接用既得利益四个字,但是在我看来,他说的利益固化,主要就是指既得利益。包括他最近进一步对整个反腐败说很多狠话,刮骨疗毒,猛药治病,反腐败不设上限,清除害群之马,所有这些,都是有所指的。这些判断就说明,既得利益已经在事实上成为中国改革最大的阻力和风险。

第二,阻力来自于政府自身。

政府不是有意识的阻力,其自身的惯性就可能对这次的全面改革形成阻力。这种阻力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观念,一是审批制度,一是部门利益。这三个因素有可能构成政府对这一轮改革的阻力。

我们现在的审批制度,几乎可以看做是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过程中演变出来的怪胎。李克强说,他这届政府一共要拿掉567项审批事项,去年不到一年,就拿掉了334项。审批改革如果不到位,改革很难成功,向市场放权,向社会放权,都是空的,而审批改革难度阻力是很大的。

再一个是部门利益,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个人化,个人利益团体化。限于篇幅,我重点阐述观念的障碍。

我觉得如果没有760万公务人员观念的变革,没有观念的更新,肯定成为改革的阻力。观念中核心的有三个:政府的角色观念、服务观念、法制观念。

我以法制观念为例,大家都很清楚,政府权力受到严格的法律限制,即法律不授权,政府无职权。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力是相反的。公民权力在法律上规定的是不能做什么,不能杀人,不能放火。但是法律规定对政府来讲是你只能做什么,没有规定的你都不能做。所以才有一句话叫依法行政,依法行政的另外一个解读就是政府的所有作为都要有法律依据,否则就是乱作为。

习近平上任以后,非常重视法制,包括十八届三中全会,也讲到法制中国,要树立宪法的权威。他所以强调法,我认为有两个考量,第一,基于“文革”的教训。“文革”最大的问题就是无法无天,法制完全被破坏了。刘少奇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拿着本宪法,在他中南海的住所里,几乎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一部宪法保不住国家主席生命安危。刘少奇后来被紧急疏散到河南开封,死了以后放在开封地下室的过道里,这是“文革”导致的悲哀。现在第二个考量,我认为与薄熙来有关,就是重庆打黑。不是说打黑不好,但是打黑不能离开法制,离开法制,可能该打的不打,不该打的乱打。

最后,我想到当年美国总统小布什讲的一段话,他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可贵的不是令人眼花心乱的科学技术,也不是文人们写的那么多浩瀚的著作,而是人类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把统治者关在笼子里,让他不要害人。布什说,这个笼子就是国家的法律。布什继续说,他现在正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所以我说,如果没有正确的法制理念,我们的官员都可能成为这次改革的阻力。

所以,中国在这样的环境下,就要以更大的勇气和决心来化解阻力,靠共识,靠思想解放,靠创新。如果当年没有邓小平支持胡耀邦发动真理标准讨论,“文革”难以否定;如果没有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中国改革到不了今天。

所以这次全面深化改革方案的实施,又到了这样的关键时刻。我们越敢出手,越敢在关键领域推进改革,我们面临的危机风险越能够化解,越能够获得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会越巩固。反过来,越畏首畏尾、瞻前顾后、不敢出手,不仅危机难以化解,老百姓信任难以获取,甚至会威胁到中国共产党执政本身。这大概就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改革发展的辩证逻辑。

本文由作者在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上的演讲整理而成,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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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n from: 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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