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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为什么”西方重论辩,中国重文字“?(Book digest: why ‘oral debate’ is important in the west, but ‘writing’ is more stressed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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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重辩论,中国重文字的文化差距中,当然包含着后生的因素,比如中国的科举制,西方中世纪经院哲学中的辩论, 但中国与希腊的风格自源头就是有别的。早期的因素亦是不一而足。帝国的治理依赖文牍,文字克服了口语传递中信息的衰减变形,更不必说方言音异的障碍。城邦中的交流当推口语最便捷,一次演讲足令城邦内所有关注者尽悉详情。而与本文密切关联的一个因素绝不可以轻视,就是象形文字与字母文字的差异。”

为什么”西方重论辩,中国重文字“?

郑也夫

在古代历史中,希腊与中国是人类文明中特征殊异的两座高峰。与此同时,二者的文字也分别位于人类书写谱系之两端。一端是硕果仅存、传递和发展了三千余年仍生机勃勃的形声文字,另一端是兼备元音辅音、直接或间接被大半个世界效仿的古希腊字母文字。两种迥然不同的文字是否深刻地影响了两民族,乃至中西方大异其趣的哲学、艺术、科技,是本节旨趣所在。在形声与拼音文字对思维和文化的影响上,笔者见识过三种看法。其一是“不同文字的大脑加工方式”。一些学者认为:拼音文字主要由左脑来加工,汉字兼有形和声,故左脑加工语音,右脑司职图像,即拼音文字是单脑文字,因汉字开发了复脑,提升思维能力上别居优势。临床病例分析显示,中西方患有阅读障碍的病人中,右脑受伤者的比例相仿,都在4%左右。其他实验也不支持汉语更多使用右脑。沈孟坤雅的结论是:汉字认读与字母文字的认读建立在同样的阅读机制上。(沈孟坤雅,2009)

其二是“文字抽象能力”。该说认为:

自创文字中最早使用的“象形”造字法只能模拟有形可象的指称物,而对于无形可象的抽象概念显得力不从心;诉之于听觉的口语能够创制出表达纯抽象的语词。…… 运用汉字的中国人,在西方学术文化输入之前,几乎不能掌握纯抽象的概念。……正因为汉字与指称对象之间的关系是主客合一的,而西方表音文字与指称对象之间的关系是主客二分、主体指导的。所以导致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产生了非常鲜明的差异。


智者学派

此说的致命弱点是,汉字固然源于象形,却自商周、秦汉就进入了声借和形声的时代,其语音早就进入文字中。笔者不敢说中国古代哲人的抽象能力可以比肩古希腊哲人,但若深究抽象能力的差别,恐须另寻原因。

第三种说法是本节的主题:辩论与书写。笔者是受曹念明著作(2006)的启发而思考此一命题的,最终认为西方重辩论与演讲、中国重文章与背诵的倾向贯穿古今。且从古代说起。

古希腊的辩论之风几乎在其立法与哲学发轫之时就勃然兴起。古希腊哲学之父泰勒斯(公元前624 年—前547 年)和完成雅典宪法改革的梭伦(公元前638 年—前559 年)都赞同自由辩论的原则。古希腊科学史研究者劳埃德说:

米利都人(此地孕育了古希腊第一个哲学派别,泰勒斯为这一学派的创立者——笔者注)的贡献的实质是,在人对于自然世界的态度中引进了新的批判精神,这应该视为当时整个希腊世界在政治和法律环境下进行自由辩论和公开讨论这一进展的对应物,或者看作是这一进展的产物。

论辩极盛于智者时代。智者是新运动的代表。智者这个词原来指聪明而有才能的人而言,但是在这个时期它指的是职业教师。他们周游各地,收费教授思维和辩论术,为青年人从事政治生活作好准备。

智者们同上个时代,即米利都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埃利亚学派的差别是,从前辈天真无畏的求索转变为对人类认识能力和普遍知识的怀疑,从而开启了思辨和认识论;在其教学和交流中开创了对话体;但因丧失了追求真理的信心,一部分智者转而痴迷于演讲和辩论的胜利,以求赢得更多学生和教学的收入。


柏拉图

古希腊最负盛名的医生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 年—前370 年?),基本不涉足同时代智者们的争论,故其著作中不经意地说及当时社会上的演讲与辩论,便具有了更大的真实性与客观性,可惜过于支离、简约:

有人听惯了演讲者讨论与医学无关的人性,对我的讲话将会一点也不感兴趣。……对同样的听众辩论同样的题目,每个参加辩论者从来不会连胜三次。这一次是这个人取胜,下一次换了另一个人,第三次又是一个人在听众面前以口才取胜。如果一个人的知识是真正的而且他能正确地表达出来,那么正常的情况是他在争论中应一直是胜者。不过,依我看,这些人由于一知半解在讨论中自相矛盾, 结果确立了麦利苏斯(melissus)的理论。

柏拉图(公元前427 年—前347 年)在其对话体著作《智者》(公元前357)中以一个巴门尼德追随者的口吻讲述智者群体的生活:

论战也应当设定为两种。其中一个,当论战发生在公开场合,涉及正义与不正义,而且表现为长篇大论与长篇大论的对抗,这就是“法庭讼辩”。另一个则相反,它在私下场合里以一问一答的方式分段进行。除了我们习惯上称之为“争论术”之外没有别的名称吧?

我们知道不仅智者自己精通于争论,而且能使其他人也如他们那样做到这点。……智者通过某种方式能使年轻人产生这样的臆见,亦即关于一切东西他们在所有人中“是”最智慧的。很明显,如果他们的争论不正确,对年轻人也“表现为”不正确,或者,就算他们“表现为”正确的,但是他们的论战对于年轻人并不“看似”更有智慧, 那么就会如你所说,几乎没有人愿意付钱给这些人并成为他们在这些方面的学生。……我想,因为他们“看似”在所争论的这些东西上拥有知识。我们说,关于一切,他们都这么争论。所以,关于一切,他们对学生们都“表现为” 智慧的。

古希腊哲学史专家这样看待智者运动的负面:

这里潜伏着一种巨大的危险。那就是形式简直要盖过内容。雄辩术要窒息追求真理的感情。智者学说不仅以其哲学的怀疑主义使人们怀疑科学的可能性,而且以其相对主义理论及其某些成员彻底的个人主义从根本上动摇了宗教、国家和家庭现存的权威。它所提出的问题超过了它所解决的问题。

正是在古希腊哲学遭遇重大危机的关头,苏格拉底出场了。他在保持怀疑精神的同时,怀抱着对真理与正义的充沛信心。尽管苏格拉底与柏拉图以其尖刻的笔调批判智者,究其实质, 二人与智者们共享很多东西:从自然哲学转向人的研究,怀疑精神,酷爱对话与论辩,等等。柏拉图的著作基本上是记述苏格拉底与各色人等的对话,其小部分是写实,大部分是柏拉图继承此种风格,借老师之口讲述自己的心得。

柏拉图哲学的方法的主要特色是用辩证法去探求知识。……辩证法,顾名思义,起初是指论辩的艺术,后来成为以问答方式发展科学知识的艺术。

与高度重视论辩和对话相对应的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表达出令后人惊讶的对文字的蔑视。柏拉图从20 岁始跟随苏格拉底学习,《斐德若篇》写于其27 岁,也是苏格拉底被审判处死的前一年,因而有理由认为该文比较真实地记述了苏格拉底的言论。《斐德若篇》中苏格拉底表达出他对文字的三重看法。其一,文字不是帮助人们记忆,而是使人们善忘。其二,文字给学生们的“只是真实界的形似,而不是真实界的本身”。其三, 也是笔者以为最重要的:

文字写作有一个坏处在这里,斐德若,在这一点上它很像图画。图画所描写的人物站在你面前,好像是活的, 但是等到人们向他们提出问题,他们却板着尊严的面孔, 一言不发。写的文章也是如此。你可以相信文字好像有知觉在说话,但是等你想向它们请教,请它们把某句所说的话解释明白一点,它们却只能复述原来的那同一套话。

这确乎是文字比之对话与辩论的劣势之处,更是苏格拉底教育学的精髓所在。长久尽享这一甜头的希腊公民及其文化传人,自然珍爱而不肯丢弃这一提升与检验智慧的利器,它绝非阅读和背诵所能顶替。乃至论辩的传统穿越时间的隧道,存活在今天西方的学术与教育领地。选拔学生必经口试,因为一段默写说明不了什么,大而化之的笔试解答依然不能证明一个考生的分析能力。《斐德若篇》成文2200 年后的西方哲学家约翰· 密尔在其《论自由》中透彻地告诉我们,“讨论”在智力生活中不可替代的伟大功能:

就假定真确意见是深踞心中,但系作为一个成见、一个脱离论证的信条、一个反对论证的证据而深踞心中——这也不是一个理性动物主持真理时所应取的办法。这不是有知于真理。这样主持下的真理,毋宁说只是一个迷信,偶然贴在宣告真理的字面上罢了。……在缺乏讨论的情况下,不仅意见的根据被忘掉了,就是意见的意义本身也常常被忘掉了。……鲜明的概念和活生生的信仰是没有了,代之而存在的只有一些陈套中保留下来的词句;或者假如说意义还有什么部分被保留下来,那也只是意见的外壳和表皮,其精华则已尽失去了

《第7 封信》(公元前354)是柏拉图70 岁时所写,陈述的是他自己的两重意思。其一,一个理性的人不会大胆地将其理性思考诉诸文字。其二,也是笔者更看重的:

然而,我并不认为把这些事情告诉人们是一件好事, 除非是在少数人的情况下,这些人有能力稍加指导就能独立地去发现真理。


《文明是副产品》

郑也夫/著

中信出版社

2015年11月

对象多少无疑是选择表达方式的根据。而这选择中,空间要比时间更切近,当下要比未来更要紧。对哲学与科学的思考, 没必要也不可能传递给众人,毫无疑问只属于一小撮怪物。而希腊的城邦制,其政治民主与法律生活,加上周边人才被吸引到雅典,都使对话成为希腊哲人最佳的表达方式。有需要和能力听取某人的某个观点,大多可以在会晤、聆听和争辩中实现。这样的交流和切磋当然非“读死书”所能比拟。

中国有句老话“听其言观其行”,本意是看某人是否践行所言。但在一个剧变的时代中,一个思想复杂的个体常常是人格分裂的,故对一个诚挚的哲人,观其行是判断其言论后面的情感及价值观的门径。苏格拉底与柏拉图都是人格分裂的。苏格拉底贬低文字,但自己并非不阅读。人格分裂最甚者是柏拉图。上述贬低书写的文章均出自他的手笔,而他的写作生涯长达50 年。

只有很少几个希腊哲学家的著作完整地保存下来,并且真正伟大的哲学家只有柏拉图一个人的著作保存下来, 而亚里士多德的许多著作,特别是他早期的著作都已佚失。

在其当下,柏拉图明言自己更看重的是对话,但毕竟会念及外邦和后人,于是书写这门新技术就不可能不牵着他走。而一个伟大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贡献正在于,面对不可一世、无法抗拒的新技术,他能冷静地意识到希腊哲人传递到柏拉图时已近两百年的论辩、对话传统的伟大功能,从而捍卫和坚守论辩、对话,达成了口语与文字罕见的和谐,正是此种和谐成就了独一无二的希腊文明。

下面转论中国古代哲人。他们中的多数人轻视乃至蔑视口才和论辩。以下语录取自轴心时代的典籍。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曰:其言也讱, 斯谓之仁已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论语》12.3。意思是:司马牛问仁德。孔子答:仁者言语迟钝。司马牛又问:言语迟钝就是仁吗?孔子说:做起来不容易, 说话能不迟钝吗?)

子曰:刚毅木讷近仁。(《论语》13.27)

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4.24)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1.3)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道德经》81 章)

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辩也者,有不辩也。曰:何也?圣人怀之,众人辩之以相示也。故曰辩也者有不见也。(《庄子· 齐物论》。意思是:天地四方宇宙之外的事,圣人总是存而不论;宇宙之内的事,圣人虽然细加研究,却不随意评说。至于古代历史上善于治理社会的前代君王们的记载,圣人虽然有所评说却不争辩。可知有分别就因为存在不能分别,有争辩也就因为存在不能辩驳。有人会说,这是为什么呢?圣人把事物都囊括于胸、容藏于己,而一般人则争辩不休夸耀于外,所以说,大凡争辩,总因为有自己所看不见的一面。)

诸子百家时代洋洋大观的怪杰中,当然不可能没有好辩之徒。庄子与惠施的“知鱼乐”便是美谈。但是惠施死后庄周这样说:楚国一个木匠在其朋友鼻子上涂一点石灰,拿起斧头风一般砍去,刚好砍掉石灰,而鼻子一点不伤。后有人请他表演时他说:伙伴死了,不再表演了。庄周接着说:现在惠子死了, 我没有对手了,没有对话的人了(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庄子· 徐无鬼》)。如果想到孔子的“有教无类”,领教过柏拉图笔下苏格拉底的“有辩无类”,不难意识到庄子参与辩论的偶然与褊狭。晚庄子一两代人的荀况在看待那位隔代人惠施时,竟刻薄如是:“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 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惠施、邓析也。”(《荀子·非十二子》)还有比惠施更好辩的公孙龙,其招牌语是“白马非马”和“离坚白”。而可以同惠施辩说的庄子在评价公孙龙的“离坚白”时,编造老聃的口吻说“胥易技系,劳形怵心者也”。(《庄子·天地》,意思是:这是小的技术,只能使人身心疲劳。)从此一案例看,庄子对待辩者与荀况同样刻薄。

不是说战国时代的纵横家善辩吗?其实他们的目的是说服君主,儒法两家同样怀此意愿。而说服君主与驳倒论敌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前者倚重的是心计、卖点、洞察君主性格,等等, 绝非逻辑缜密、善察对手破绽。其原因很简单,政治场域有别, 人才买主不同。君主政治与城邦民主怎么可能以同一方式影响观念供应者们呢?

接下来看中国古代哲人对文字的态度。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7.25)

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12.24)

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论语》5.22。意思是:我们

那里的学生们志向高大,文采斐然, 我不知道怎样去指导他们。)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1.6)

诸子留下的著作数量在同期世界上几无匹敌,不是因为春秋战国之际有十余位超级作家。很可能作者并无作品这般卓越, 但门下的弟子写手却远比“诸子”数量庞大。冯友兰说:

称为先秦某子的书都是某一个学派的著作总集,虽号称为某子,但并不肯定其中某些篇是某子所自著的,更不肯定全书都是某子所自著的。这个见解,章学诚讲得很清楚。……题为某子,意思不过是说,这是以某子为首的某一个流派的人所作的文章。(1984,107,358)

比之古希腊智者崇尚辩论,中国古代哲人更热衷于将主张结晶为文字,为本派赢得生前身后名。作品的优异,作者群的庞大,无疑都证明着中国古人对文章的高度重视。

中国自轴心时代便有重文章轻辩论的倾向,经公元7 世纪科举制的确立,达到固化。李弘祺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

科举考试制度到隋代才开始,这时笔试被正式采纳。在此之前选拔官吏的方法也许是依靠面试。尽管如此,口述从未系统被使用过。……笔试的好处是候选人与考官互不见面,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比见面口试或论辩还公正一些, 保持一定程度的公平。这一种维护公正、公开过程的努力是中国的一项发明。……这就和几乎所有的其他主要文明不同。……唐代以后,中国人没有在任何的面试和辩论上面做出什么贡献。……公元10 世纪以后,演讲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失去了它的重要性。……中国学者从宋代以后,已经不再重视举办大型的演讲,更不重视雄辩的技巧。…… 中国的贵族教育始终缺乏对讨论或辩论的兴趣。……中国人毋宁说是一个不断要避免正面冲突的民族,他们尤其不喜欢在口头上产生冲突,也因此口试及辩论就不是他们做学问的长处。(2006)

西方重辩论,中国重文字的文化差距中,当然包含着后生的因素,比如中国的科举制,西方中世纪经院哲学中的辩论, 但中国与希腊的风格自源头就是有别的。早期的因素亦是不一而足。帝国的治理依赖文牍,文字克服了口语传递中信息的衰减变形,更不必说方言音异的障碍。城邦中的交流当推口语最便捷,一次演讲足令城邦内所有关注者尽悉详情。而与本文密切关联的一个因素绝不可以轻视,就是象形文字与字母文字的差异。曹念明说:

自源文字都是表意文字。表音文字都是他源文字,说明文字本质上是表意的。……事实上,凡是有自源型本民族自制文字的民族,都把文字的地位、作用放在口语之上。只是在希腊,由于是借用外族的文字来记录本族的口语, 所以才把文字放在口语的附属物的地位。(2006,52,164)

此为洞见。大有深入探究之必要。为何使用自源型自创文字的民族更重视文字?笔者以为,是因为源自象形的文字神秘、难掌握、门槛高,三者辐辏,造就它在人们心目中的高贵。反观拼音文字,其特征是易掌握、门槛低,故很难令其使用者有特权的感受。此为中国、希腊文化特征的分野之始。

其后,古代中国,希腊,乃至各民族,在发掘文字潜力上只有先后之别,鲜有不致力于此者。倒是口语的开发上古希腊人独辟蹊径,演绎出辩论、演讲、对话的大戏。这首先是人口规模与政治体制这双重因素,即所谓城邦民主政治所使然。这一“游戏”需要辩论与演讲,且后者是此一时空下的最佳表达手段。而政治生活中的表达利器迅速移植到思想活动和教育领地中。口语的潜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发掘。使用形声文字的民族, 当然绝难有这一开发。而在字母文化的民族中,希腊也是唯一深度发掘辩论、对话与演讲的民族。

没有文字是不可能有希腊文明的,但是没有口语潜力的深度开发,同样不会有伟大的希腊文明。微观而言,口语与文字的并重造就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这样的人物,当然前者要借助后者的刀笔。宏观而言,口语与文字的并重,造就了古代文明的最高峰。

窃以为,在人类的智力生活中,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无论在微观上还是宏观上,口语与文字的并重,都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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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n from: http://chuansong.me/n/2099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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