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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幻为何在80年代突然陨落?(Why did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suddenly declined in the 198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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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是我国科幻小说史的一个创作高峰,老一批作家纷纷重新执笔写作,一批新作者也被吸引到科幻创作中来,作品发表量和影响力与日俱增。然而一场学术争论和接踵而至的政治上的疾风骤雨,改写了中国科幻小说创造和出版的历史。

中国科幻文坛的“四大金刚”

在中国, 科幻小说属于西方“舶来品”。晚清时期,科幻小说随西方科学文化思潮涌入中国,它的出现是国人谋求改变社会现实在文学上的表现,因此, 得到许多进步文人的大力推崇。

建国初期,中国并没有科幻,只是在科普工作过程中,由郑文光创作了新中国第一部贴着“科幻小说”标签的《从地球到火星》,发表在1954年的《中国少年报》上,由此还引起了北京地区的火星观测热潮。从此,科幻作为科学普及教育的一种生动形式,被保留和延续了下来。50 年代,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全国掀起学科学的热潮,而在文艺理论上直接引导中国科幻小说创作的则是苏联科普化思潮。中国从苏联引进“科学文艺”这一概念( 这个概念首先由高尔基提出),它是指类似苏联伊林写的、给儿童阅读的文艺性科普作品,大批苏联科幻、科普作品及凡尔纳小说被译成中文,在读者中引起了热烈反响,同时对中国科幻小说的创作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受“科学文艺”影响,中国科幻创作进入少儿科普化时代。

中国科幻创作一开始便被赋予了“科学普及”的厚望, 而且也不能不受政治气氛的影响, 担当起教育和宣传的特殊使命。50 年代末到60 年代初, 对科幻小说的基本要求是要为工农业生产服务, 要落实到生产中去; 对其“特定” 的青少年读者对象来说, 在注重科学想的科学性的同时, 还得考虑它的思想性, 亦即思想教育意义。然而, 科幻小说一旦大量问世, 就会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 去寻找最有利的发展道路。许多原来强调姓“科” 的科幻小说作家先后改变了看法, 按照小说的规律去创作, 作品已经开始向文学靠拢。

到了70年代末、80 年代初, 越来越多的科幻作家认识到:科幻作品除了介绍科学知识、提出科学展望外,还要有社会批判、人性洞察,要写出社会、写民族、写对科学和人类命运的思考,而不应只是处在“儿童文学”和“科学普及”的从属地位。1976年春,在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的年月里,时任上海电影制片厂编剧的叶永烈发表了十年动乱后期第一篇科幻小说《石油蛋白》,标志着中国科幻在大陆掀起第二次高潮。他的科幻代表作《小灵通漫游未来》写于1962年,文革时为躲避造反派的抄查,曾将这部手稿东存西藏,使之幸免于祸。1978年正式出版后风行一时,成为当时家长给子女必买的流行图书,并且成为新一代科幻迷的启蒙读物。十几年后作的一次科幻迷调查中,相当多的人承认该书是自己一生中读的第一部科幻小说。

在这次科幻大潮中,科幻作者们不断向科幻创作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终于产生了两部二十万字以上的长篇科幻小说。第一部是黑龙江作家程嘉梓创作的《古星图之谜》,讲的是中国科学家们探索外星人留下的文明遗物的故事。小说很好地反映了中国科技人员的生活风貌,是较少的科幻与现实结合较好的作品。

另一部是北京的宋宜昌创作的《祸匣打开之后》。宋宜昌是位风格严谨的科普作家,这部作品是那次科幻大潮中最近似于西方科幻小说标准的一部作品。其主要故事情节是:几十万年前一对寻找殖民地的外星人驾飞船来到地球,生命枯竭。死前留下十几个冷冻胚胎。二十三世纪时,一场地震触发了南极大陆冰盖下的外星人飞船,冷冻胚胎迅速发育成个体。开始操纵先进武器,发动毁灭人类文明的战争。世界各国团结起来投入抗战。最后在友好外星人的帮助下打败了侵略者。这部小说彻底摆脱了以往大陆科幻作品局限于局部事件或小发明的样式,将整个人类作为主角来描写。气势恢宏,场面浩大。表面上看,该作品与今天的美国影片《天煞》题材相似,但没有后者中的沙文主义倾向。虽然以中国人为小说主人公,但也分出相当笔墨,描写世界各国组织的反抗斗争,甚至有南太平洋土人用“土法”摧毁外星基地的情节。

对科幻人来说,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也是一个不可复制的高峰。当时,大陆科幻文学界先后涌现了五个专门的发表园地:北京的《科幻海洋》(海洋出版社主办)、天津的《智慧树》(新蕾出版社主办)、成都的《科学文艺》、黑龙江的《科学时代》以及黑龙江的《科幻小说报》,被业内人士称为“四刊一报”。专业科幻园地的数量超过了前苏联、日本和英国的同期水平,发行量均在几十万册之间,在世界上也屈指可数。

中国出版界很快形成了科幻出版“四大重镇”:北京、上海、四川和黑龙江,集中地同步展现着中国原创科幻的水准。而自从1980年2月19日郑文光、童恩正、叶永烈、萧建亨四人在《光明日报》发表关于科幻小说创作谈,科幻界有了“四大金刚”或“四大天王”的说法。后来,“四大金刚”的阵容有所改变,萧建亨创作渐少,慢慢淡出,刘兴诗补进来,坐了第四把交椅。中国第一代科幻作家几乎都是科学工作者,郑文光是中山大学天文系第一批毕业生,北京天文台副研究员,刘兴诗是四川地质学院教师,叶永烈毕业于北大化学系,其他如古生物学家刘后一、张锋、人类学家周国兴、医学家李宗浩等。

同时,科幻创作也获得了主流文学的认可,包括《人民文学》《当代》《小说界》、《北京文学》《上海文学》《新港》《四川文学》等都曾经在那个时候发表过科幻作品。童恩正《珊瑚岛上的死光》和魏雅华《温柔之乡的梦》都获得过全国性的主流文学奖项,《珊瑚岛上的死光》还成为中国第一部被改编成电影的科幻小说。

刘兴诗的《美洲来的哥伦布》与童恩正的《珊瑚岛上的死光》,当时被并列为当时硬科幻与软科幻两个流派的代表作。该作品讲的是一位苏格兰青年为了证明四千年前印弟安人曾凭独木舟从美洲驶到欧洲,独自一人在无任何现代化设备可以籍凭的条件下,架独木舟横渡大西洋。这篇既无神秘事件,又无高新科技发明的小说能成为硬科幻的典范,实有其独到之处。因为它讲的虽然不是任何一种具体的科学技术,但却是层次更高的科学方法论问题——“判决性实验”的问题。而且,它还是一篇科学主题和社会主题结合得很好的作品。它讽刺了白人至上主义,因而在当时的殖民地香港引起轰动。

1979年,严文井主持召开儿童文学创作会议,与会的高士其、冰心一致提议编选《中国30年(1949年-1979年)儿童文学作品选》,其中“科学文艺”与“小说”“散文”一样,单独列为一卷。同年,“第二届全国儿童文学奖”在人民大会堂颁奖,科学文艺作品入选24部,一等奖是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和郑文光的《飞向人马座》,获二等奖的有叶至善、萧建亨、童恩正和鲁克四人的作品,当时的科幻创作和出版之旺盛和强势由此可见一斑。

姓科姓文?一场学术争论引发的灾难

一个欣欣向荣的事业,是如何经历形势突变,被迫从巅峰掉到低谷?

1977年,美国电影《星球大战》上映,带动了一波世界性的科幻浪潮。刚刚摆脱“文革”梦魇的中国也不例外,出版了不少科幻作品,饥渴已久的市场也很买账,行业渐趋繁荣之际,一场关于科幻小说究竟姓“科”还是姓“文”的论战也随之而来。

姓“科”还是姓“文”,简单说来,就是指科幻小说究竟该归入科学,还是该归入文学。1979年底,英国科幻小说作家布里安·阿尔迪斯访华,参与交流的部分中国科普作家曾询问阿尔迪斯:“英国科幻小说怎样教育青少年掌握科学知识?”结果,阿尔迪斯否认科幻小说负有科普义务,让中国科普作家极为惊愕。阿尔迪斯认为:“科学小说(Science Fictio)是一种文艺形式,其立足点仍然是现实社会,反映社会现实中的矛盾和问题。科学小说的目的并不是要传播科学知识或预见未来,但它关于未来的想象和描写,可以启发人们、活跃思想。”

科普界虽然惊愕,但阿尔迪斯的观点,却深得科幻界的拥护。童恩正在1979年6月的《人民文学》上发表了《谈谈我对科学文艺的认识》,指出科幻无法以普及具体的科学知识为目的,至多也只能普及一点“科学人生观”。童恩正的说法立刻引起了广泛反响,郑文光、肖建亨等先后撰文表示支持。

科幻小说不再以科学普及为中心价值,这导致了一些人对科幻的不信任。不少人撰文指责童恩正的科幻新理论背离了科幻的科学属性。1979年起, 赵之、鲁兵、甄朔南、陶世龙等科普作家在《中国青年报》“科普小议”专栏对当时的主要科幻作者和作品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 他们批判的对象正是中国科幻黄金时代的童恩正, 叶永烈、郑文光、刘兴诗等人的作品,如叶永烈《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描写科考队在珠穆朗玛峰发现恐龙蛋化石并孵化出古代恐龙,被古生物学家批评为“伪科学”,毒害青少年。于是牵扯到科幻小说的社会性问题,限定给少儿看的小说,不合适写爱情、犯罪、社会反思,否则就是“低级趣味”。为了应对科文之争,郑文光曾提出“硬科幻”和“软科幻”之分。硬科幻的代表是凡尔纳,更多从哲学、社会学角度反思科学的软科幻则有代表人物威尔斯等。

但这样的理论建设并没有化解科文之争,更大的观念冲击和正面冲突已经势不可挡。这场论战,“科普派”与“文学派”各据阵地互不相让,你来我往时日绵长,一直持续到1982年。总体而言,“科普派”拥有资源优势,略占上风。譬如,围绕科幻小说《世界最高峰的奇迹》的批评与反批评,长达四年之久。“科普派”指责小说描写恐龙蛋化石可以复活恐龙,是“伪科学”;作者本人则从文学创作的角度予以反驳。第一轮辩论,《中国青年报》刊发了双方文章;第二轮辩论,则只刊发了“科普派”的文章。

本来文学创作中,合理的批评和质疑不但不会阻碍创作,反而会促进创作。问题是1982年之后,对于科幻到底是属于文学还是属于科学的争论开始升级。这种升级,一方面表现为作家个人的无端指责,另一方面表现为越来越多人参与到了对科幻的批评当中。

作为80年代中国最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也参与到了论争之中。就立场而言,钱站在“科普派”一边,坚决主张科幻小说归“科学”管,必须承担科普义务。1980年,钱曾批评:“现在有些科普文章和某些流行的科学幻想小说,我看在思想上和科学内容上都有些问题。”1981年,针对科幻影片,钱又批评:“科学幻想这一类影片可以搞,但它应该是科学家头脑里的那种幻想。……应该搞那些虽然现在还没有搞出来,但能看得出苗头,肯定能够实现的东西。……现在搞科学幻想片,太长远的东西是次要的,主要应配合四化,搞2000年的嘛。文艺界的朋友对太空的东西很感兴趣,但这不是我们的重点,……这不是好题目。什么是农业现代化,到了2000年是个什么情况,要给农民一个远大的理想,这是个好题目。”该批评被《人民日报》刊发后,影响很大。

科幻作家吴岩回忆这段往事时说:“我在美国见到童恩正时,他的说法是,叶永烈写文章提到钱学森大跃进时对粮食亩产的推算,认为太大胆、是科幻。于是,出现了一些人为钱学森卖力去打压叶永烈。70年代,叶老师拍过关于宇宙飞行的电影,找过钱老,两人关系非常好。不过,后来钱老确实对科幻有过发言,大意说,科幻我没怎么看过,就看过一篇,是在我心情最不好的时候看的,是科幻的鼻祖凡尔纳写的(估计是《海底两万里》),里面说用钠来开潜水艇,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当时钱学森是中国科协主席,于是,出现一些人要替钱学森来打压叶永烈。但是不是真是这样,谁也不知道。此外,对这个问题还有“嫉妒说”等等。”

科幻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精神污染的重灾区”

就在科文之争闹得不可开交之际,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开始了。

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王若水曾在《周扬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后探索》一文中提到,运动的导火索是对周扬、王若水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批判。文革结束后,全社会思想解放,对于“人”的认识和讨论风行一时。1980年《中国青年报》关于“人生观”的讨论轰动一时,同年《人民日报》发表《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影响很大。

3月的“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会”上,周扬的讲话稿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讲到了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和人的异化问题。据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的说法,胡乔木对讲话不满,但没有直接当面表达,却临时调整会议安排,旋即出现理论文艺界“存在精神污染现象”的论调,称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

胡乔木、邓力群向邓小平报告了周扬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论点。邓小平问他们,什么是“异化”,他们回答说,就是反社会主义。于是邓小平表示,“文艺界、理论界不要搞精神污染”。1983年10月11日至12日,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发表了题为“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的迫切任务”的讲话,此稿是胡乔木、邓力群起草的。邓小平讲了整党和“清污”两个问题。他说:理论文艺界“存在相当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存在精神污染的现象”;“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他还说:“人道主义和异化论是目前思想界比较突出的问题。”

虽然大会的决议与邓小平的讲话,都没有说要在全国范围内搞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但在一些人的实际操作中,“清除精神污染”在发展态势就好像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一样。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开展之时,坊间流行一句顺口溜:精神污染是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邓小平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是“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针对的是思想理论和文艺战线,而传达到下面,“不能搞”却变成了“清除”,而且还波及到社会经济和老百姓生活方式和个人爱好方面去了。

1983年秋,对“科幻小说”的批评,与“清除精神污染”合流。批评的基调,也从姓“科”还是姓“文”,转变为姓“社”还是姓“资”。譬如,中科院某院士如此批评电影《星球大战》:“西方科幻小说很多是写未来社会的。它们按照资产阶级利益、资本主义制度的利益来推测未来世界……他们写的未来世界包括星球大战,这个星球大战完全没有科学根据。星球大战是一个星球的生物在侵略和压迫另一个星球;即使人类开展了星际航行,甚至跑出了太阳系,他还是要到那里去进行剥削、压迫,去和其他有智慧的生物互相残杀。这样说来,剥削制度是永存的、宇宙性的。他们所描绘的未来世界就是星球大战,或由一个星际帝国好像封建皇帝一样统治其他星球。……但对我们来讲,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类作品对我们有什么用呢?”

对科幻文学的批判由此上升到政治高度,直接将科幻姓文还是姓科的学术争论定性为科学与反科学之争,是科幻创作中思想政治倾向之争。11月5日的《人民日报》在一篇评论文章中声称:“一些挂上‘科学幻想’的招牌的东西已经在社会上流行起来,并已造成科学上和精神上的污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极少数科幻小说,已经超出谈论‘科学’的范畴,在政治上表现出不好的倾向。”批评科幻“散布怀疑和不信任,宣传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商品化的倾向,正在严重地侵蚀着我们的某些科幻创作。”

一时间,所有的科幻出版部门风声鹤唳,噤若寒蝉。出版管理机关多次发文禁止刊发科幻小说,相关杂志纷纷停刊整顿,无论是国外的作品引进还是本土作家的创作,一切涉及科幻的原创性出版活动几乎都被彻底停止。已经试刊成功的《中国科幻小说报》,申请刊号的报告再也没有下文。最严重的时候,中国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发表一篇科幻小说。

科幻创作界受到重创,郑文光刚完成的长篇《战神的后裔》预计作为《科幻海洋》头条发表,杂志都已经制好版,突然接到上头命令,《科幻海洋》停刊,海洋出版社作为科幻出版重镇,被勒令整顿。1983年4月26日,编辑叶冰如把这个坏消息告诉郑文光,并约好第二天去办公室取回文稿。

但是第二天郑文光没有去取稿,他早上突发脑溢血,卧床半年后,终于能够站立并歪歪斜斜走路,但右手完全萎缩,不能正常发音,“新中国科幻之父”的创作生涯从此结束。

80年代中国科幻小说群体,受到了文学界,科学界,以及来自政治的多重困难包围。随着郑文光瘫痪,叶永烈、魏雅华退出科幻界,童恩正和肖建亨先后出国,其他科幻作家纷纷封笔。从1983年11月算起,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中国当时的所有科幻作品被彻底打上了“精神毒草”的标签。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做了很多工作,在他的扼制下,这场“清污运动”只搞了二十七天就勉强收场,但对科幻文学领域的影响却是深远的,中国的科幻小说进入了长达十余年的消亡期。据吴岩回忆:“1984年以后,所有的出版社都不出版科幻图书了。在中国就是这样,看似公平合理的一个政策,但实际的影响力却远远超过设定的范畴。我当时在北师大,学校还好,系里说我们不管。现在,25年过去了,我觉得这件事的后果,第一是把中国科幻发展的势头打掉了;第二就是给科幻读者造成很坏的影响,在全国读者眼里,科幻就成了一个坏东西,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社会动荡是科幻最大的杀手

多年以后, 当年因饱受争议退出科幻界的叶永烈总结说, 关于科幻小说的种种模糊的概念, 对于科幻小说功能的狭隘、片面的理解, 阻碍着中国科幻小说创作的发展。

科幻小说在20世纪初被引进中国时,就被纳入到了功利主义的方向,典型者如梁启超、鲁迅。也由于“science fiction”(这个词是1926年雨果·斯根巴克提出的 )词义的模糊性,使得其后大部分的人都把“科幻小说”等同于“科学小说”,那些幻想成分较多的科幻小说反而被排除在外,归入到一些“理想小说”这种神奇的分类中去。这种科幻小说理应承担“科学思想”传播的观点,对于当时以及其后70年我国的科幻文学创作产生了极其深刻、远超目前你们能够想象的影响——直到现在不少人还把科幻小说当做是科普小说,或者仅仅是那种地摊上的奇幻类读物。

建国后、文革后绝大多数科普评论家、科学家和有关领导则判定科幻小说是科普创作的一部分。他们以此为出发点,要求科幻小说更多地围绕着科学内容展开,压缩其中情节、背景描写、人物刻画等文艺成份,实质上便是否定科幻小说的文学本质。可以说,其后半个多世纪我国科幻小说的发展是呈现一个较为畸形的状态的。

科幻作家肖建亨指出: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一开始就伏下了一个潜在的危机.这危机就是“ 工具意识”过于强烈——仅仅把科幻小说当成了一种普及科学知识的手段, 而忽略了科幻小说为文学品种之一的文学品质。其实, 科幻小说并不是教科书, 的确不能承载过多的科学知识, 尤其是不能承载过分具体的、解决一个实用的工程技术知识的普及任务。过分的功利和实用主义, 恰恰使科幻小说的价值和社会功能难以真正发挥出来。

值得庆幸的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整个国家的发展,革命意识形态话语的退场,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实施,给文学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氛围。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国科幻小说开始与世界接轨,进入新一轮的兴旺,涌现出一批所谓“新生代”作家。也就是从此时开始,中国科幻文学开始发生剧烈的转型。在此之中,《科幻世界》杂志作出了卓越贡献。 观念的急剧变化,成规的破坏性颠覆,使得科幻已不需要承担“科普”的重任,而所谓 “软硬之争”也不再是什么新鲜话题。在科技昌明的时代,科学的普及已经显得不再那么紧迫,而就科幻文学而言,读者更加关注的是作者的自由表达。

“新生代”所带来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科幻观念,用《科幻世界》主编助理姚海军的话说,“新生代革新了长期处于科普羽翼下的科幻小说平白呆板的叙述模式,进而将科幻小说引向了一条回归本源的希望之路”。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国科幻的边界正在模糊,并有了一个凸入纯文学的远点。这足以有理由让人充满期盼地相信:中国科幻会给衰落的先锋文学注入某种活力。作家何夕曾说:“越是到了现代,科幻的界限似乎越模糊,魔幻现实主义、玄怪等因素越来越多地渗入进来。现在我们所说的科幻与凡尔纳的时代已经相去甚远。”

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1999年的高考作文题“假如记忆可以移植”。当年高考前,《科幻世界》杂志就曾刊载了主编阿来的一篇卷首语,题目就叫《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这种神奇的“巧合” ,意外地催生了中国科幻的热潮,而 《科幻世界》 更是成为广大高中生为数不多的 “合法”课外读物之一。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科幻“新生代”作家群逐渐壮大,并不断成熟。 这些 “新生代” 作家包括星河、杨鹏、韩松、王晋康、杨平、何夕、苏学军、潘海天、凌晨、赵海虹、刘维佳、柳文杨、周宇坤、刘慈欣、韩建国,以及科幻活动家郑军,科幻理论家吴岩等,其中刘慈欣、王晋康等人的作品在天马行空的奇崛想象之外,依然包含着极为严肃的现实关怀,他们共同缔造了当下中国科幻新一轮的繁荣。

作为多年来“在边缘处追索”的文艺类型,新世纪科幻文学的发展,有赖于整个社会政治环境的宽松,经济发展的稳定,科学技术以及思想的进步。正如科幻作家刘慈欣所说:“在国内科幻可能遇到的种种意外中,最让人担心的就是可能出现的社会动荡……我对读者朋友说科幻是一种闲情逸致的文学,他们都不以为然,但这是事实。只有在安定的生活中,我们才可能对世界和宇宙的灾难产生兴趣和震撼,如果我们本身就生活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科幻不会再引起我们的兴趣。事实上,中国科幻的前三次进程中的两次,都是被社会动荡中断的,社会动荡是科幻最大的杀手。现在,平静已经延续了二十多年,感觉到在社会基层,有什么东西正在绷紧,压跨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随时都可能出现。但愿这只是一个科幻迷的忋人忧天,但愿太平盛世能延续下去,那是科幻之大幸。”

参考文献:郑军:中国科幻小说简史; 尹传红:科学所“ 对应” 的文化——兼论科幻作品的价值与使命; 陈洁:27天决定科幻界命运起伏; 陈柏龄:中国科幻在上世纪80年代陷入低谷的原因是什么? 刘乐水:1983年:戛然而止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 萧星寒:风风雨雨 暖暖寒寒 处处寻寻觅觅——中国科幻小说史;谌旭彬:哪件事被钱学森批了十多年? 孔庆东:中国科幻小说概说; 杨虚杰:亲历中国科幻30 年:个人史与社会史; 徐刚:新世纪中国科幻文学的流变


科幻文学在我国上世纪80年代的没落,究其根本其原因在于大众以及学界的批评家们对于科幻的误解和偏见。这些偏见可以上述到一个世纪前,并且其影响至今远远未消除。由于政治动荡和人们对于科幻的认识局限,中国科幻文学在摆脱工具意识、探索人文精神价值的创作道路上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非难。如何在技术奇迹日益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情况下,使科幻文学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将是中国新生代科幻作家们面临的共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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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n from: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tyj/hot/spec201512251318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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