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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主义思想与文化大革命运动(Populism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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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文革爆发有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其中,民粹主义思想的影响是原因之一。

民粹主义思想与文化大革命运动

刘建国

一、夸大阶级斗争,把批判斗争绝对化,不断在政治、思想、文化、学术等领域掀起大批判

民粹主义对旧制度、官僚贵族和反动派嫉恶如仇,对人民则充满同情和献身精神。这是民粹主义及其代表人物令人敬佩之处。但是,民粹主义者对待同一战壕的战友、革命队伍内的同志与可团结联合的朋友中的持不同意见者,却十分偏执而毫无宽容性。“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对敌人就应该用一切手段予以消灭。”注1这是民粹主义激进派的一段名言,也是他们所遵循的一个思想原则。在他们的思想里是没有中间地带、中间势力的,一切非我皆敌,非黑即白。这一思想曾影响到俄国布尔什维克队伍,影响到斯大林对党内和社会矛盾斗争的处理,影响到对待中间势力的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毛泽东和中共党内的一部分人。

俄国民粹主义奉行批判哲学,具有把斗争绝对化的特征。民粹主义激进派公开宣称,他们只知道“破坏的科学”,“反对和平无争的学问”。这就意味着要进行无休止的破坏和斗争。就连民粹主义稳健派的代表拉甫罗夫也认为,批判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他说:“即使由思维活动,由对现存事物的批判所引起的斗争造成了可悲的情景,采用了社会革命或思想革命的武器,破坏了社会的安定和秩序,也只有通过暂时的骚动和混乱,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取得对大多数人未来安定和秩序的更好保证。这是屡见不鲜的事情。”注2 这里应当区分两种情况,是对待敌人还是对待朋友,是乱敌人还是乱自己?不区分敌我、不区分敌友,这样笼统而言“破坏秩序和安定”是错误的。无疑,对于沙皇专制统治或资本主义的旧社会,这样通过批判、斗争,发动革命,使社会出现骚动和混乱,这是乱了敌人,有利于夺取政权,原是可以的;而在人民已经获得政权的情况下,若仍这样无休止地斗争,则是乱了自己,乱了人民的国家,这是不允许的。民粹派和受民粹主义影响的人不区分这两种情况,笼而统之地讲“破坏”,讲“批判斗争”,把斗争绝对化,这种理论在实践中造成了极大危害。

斯大林曾受到民粹主义这种偏执教条的影响,把无休止的斗争移植到党内和革命队伍内部,连续发动各种社会政治运动和思想文化斗争,把党和国家搞得不得安宁,还美其名曰“社会主义越接近胜利,阶级斗争越尖锐”。这种“理论”也严重影响到我们党内。

1949年中共建立政权后,批判斗争一波连着一波: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批胡适、批胡风、反右派、反右倾、批小说《刘志丹》、批人道主义、批人性论、批“中间人物论”、批经济学家孙冶方、批“合二而一”哲学、批“三家村”。

在文革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要求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标志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曾号召“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注3。紧接着,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又呼吁“要提高警惕,要斗争,不能存有和平幻想。斗争就是生活,你不斗他,他斗你嘛!你不打他,他要打你,你不杀他,他要杀你。丧失这种警惕性,不团结起来斗争,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注4。林彪倒台后,又借“批林批孔”影射周恩来,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一连串运动,把党和国家搞乱了套,将国民经济引向了崩溃的边缘。

这种不断夸大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大搞批判斗争的做法,和民粹主义那种教条主义的偏执和将批判斗争绝对化有许多相似之处。

巴枯宁说:“破坏的激情同时也就是创造的激情!”注5 在巴枯宁这句话里,“同时”二字实际上变成了“等同”。这意味着在民粹主义这里,破坏和创造是不可分割的,甚至破坏就是创造。文革深刻的哲学错误正在于此。

二、“崇尚人民”,信奉群众运动,把民众和群众运动理想化、绝对化

各种各样的民粹派,在信仰和崇尚人民这一点上是最大的共性。他们认为,“人民的生活本身总是合理的”注6,“人民是真理的支柱”,“在人民中保存着真正生活的秘密”,“潜藏着社会真理”注7。由信仰和相信人民,发展到信奉民众运动,这是民粹主义的逻辑。因此,革命民粹主义者在19世纪70年代上半期曾发起了一个颇具声势的“到民间去”运动。他们穿着农民的衣服、留着农民的发式,到民间宣传群众、动员群众,试图通过发动群众运动,普遍发起暴动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与目标。

在这方面,毛泽东受到民粹主义的思想影响由来已久。早在1927年,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对群众运动有绝对肯定的倾向。在讲到农民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时曾说: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注8 。毛泽东还提倡“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注9。众所周知,在关键的理论问题上失之毫厘,在重大政策实践中就会差之千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文革中是重要的指导性文件之一,这些语录是每会必读的“最高指示”,是“一句顶一万句”的真理,其影响之深,空前绝后。毛泽东早期著作透露出来的某些民粹主义思想色彩,对文革的消极影响不可低估。

在文革初期,他特别把广大的青年学生看作是突击力量,因而给予红卫兵运动热情的支持。毛泽东在看到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后,认为红卫兵的言行完全符合自己“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及“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注10 的愿望。因此,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在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信中,对他们“造反有理”的行动表示“热烈的支持”,还先后8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总计达1100万人次,使红卫兵运动在全国更加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毛泽东在后来的一次讲话中说:这个文化大革命,前几个月,1、2、3、4、5月用那么多文章,中央又发了通知,可是并没有引起多么大注意。还是大字报红卫兵这么一冲,不注意不行了。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注11 美国的莫里斯·迈斯纳教授则认为:“红卫兵不过是被选择来实现毛所颁布的各种‘指示’和‘教导’的工具。”注12

文革虽然规模巨大,但它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群众运动。看一场运动是否为真正的革命群众运动,主要的不是看有多少人参加,而是看他们为什么参加以及他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参加的。文革时期,中国已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注13 当时,全国人民的根本意愿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迅速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而不是天下大乱,经济萧条,文化凋零,民不聊生。文革之所以有这么多群众被卷进去,并最终走上完全和群众意愿相反的道路,有复杂的原因。这既有毛泽东“左”倾错误的不断发展而产生的惯性推动力,也有群众对毛泽东的盲目响应;同时有运动中巨大的社会压力,谁反对文革,谁就会被批判斗争,甚至坐牢丧命。

其实,在文革以前,我们已经把群众运动当成了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在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就曾受到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惩罚。但领导人并没有从这里吸取教训,到“三年困难时期”过后,经济形势稍稍有所好转,又进一步恶性发展,上演了一场更惨烈的悲剧。

三、轻视知识、知识分子,反对文化崇拜,造成反智主义盛行

俄国民粹主义在文化观上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轻视知识和知识分子,把文化视作“贵族”的“趣味”。其根源,一方面,在民粹派看来,文化本身是靠剥削人民获得的,这样,掌握文化就似乎同剥削、同罪孽联系到了一块儿,仿佛文化本身也沾染上了剥削和罪孽的味道。因此,民粹主义思想经常对文化抱以轻蔑甚至敌视的态度,“在任何条件下都会起来反对文化崇拜”注14。另一方面,也同他们对待文化的极端功利主义态度有关。民粹主义对待文化的行动准则就是“有益”,它仅仅出于实用目的来判断文化的标准,因此,民粹派“主要对自然科学、政治经济学感兴趣”注15。19世纪60年代著名的虚无主义者皮萨列夫就“崇尚务实”,“只承认自然科学,鄙视人文科学”注16。

民粹派反对文化崇拜的重要表现,是瞧不起甚至鄙视传统的大学,以“不信任的目光”,看待大学教授。他们鄙视“抽象理论”,只看重实践经验,因此,克鲁泡特金主张“关闭一切大学”,认为“我们需要”的只是“医院、工厂”“生产作坊和工人学校”注17。 巴枯宁也宣称,实际斗争就是“科学”,他号召青年“抛弃这些大学”,“到民间去吧!你们的战场,你们的生活和你们的科学就在那里”注18。

无论自觉不自觉,在文革当中以及此前,在对待文化和知识分子的态度问题上,就曾出现轻视知识、轻视知识分子,反对文化崇拜的现象。毛泽东曾多次讲过,“书越读越蠢,越是知识分子越容易产生修正主义。”注19 他还提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注20 的论断,认为“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对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注21。知识分子在反右派斗争中被列入“黑五类”,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变为“臭老九”,和地主、富农、反动派、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派”一起,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与此同时,又片面强调实践经验,以及开门办学,培养工农兵大学生。1966年4月14日,毛泽东在《对〈在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半读〉一文的批语》中指出:一切学校和学科(小学、中学、大学、军事院校、医学院校、文艺院校以及其他学校例如党校、新闻学校、外语学校、外交学校等等,学科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二者的常识)都应当这样办。分步骤地有准备地一律下楼出院,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同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学工学农,读书。工读比例最好一半对一半,最多是4比6。因此读书的部分要大减。书是要读的,但读多了是害死人的。师生一律平等,放下架子,教学相长。随时总结经验,纠正错误。许多无用的书,都应束之高阁。就像过去废止读五经四书,读二十四史,读诸子百家,读无穷的文集和选集一样,革命反而胜利了。譬如共产党人和我们的军事干部,一字不识和稍识几字的占了百分之九十几,而多识些字的,例如读过三几年中学,进过黄埔军校、云南讲武堂、苏联军事院校的,只有极少数,大学毕业生几乎一个也没有。所以有人说,共产党“无学有术”,而他则是“有学无术”。这话从形式上看来是有些对的。但从实质上看,则是完全错误。共产党人曾经进过二十几年的军事大学和革命大学(即二十几年的战争与革命),而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还是如此。他们也有“术”,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说,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自惭形秽,整天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资产阶级复辟,培养修正主义分子以外,其他一样也不会。唐人诗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山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有同志说,“学问少的打倒学问多的,年纪小的打倒年纪大的”,这是古今一条规律。经、史、子、集呈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状况,就宣告它自己的灭亡,只有几十万分之一的人还去理它,其他的人根本不知道有那回事,这是一大解放,不胜谢天谢地之至。因此学校一律要搬到工厂和农村去,一律实行半工半读,当然要分步骤,要分批分期,但是一定要去,不去就解散这类学校,以免贻患无穷注22。1968年他又一次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注23

正如钱理群在“城流乡动2007年文化研究学会年会”上的发言中所指出的:“上山下乡”运动在指导思想上是有着浓厚的反智主义的倾向的……而反智主义恰恰也是民粹主义的一个要害注24。

四、强烈的反资本主义、反资产阶级情绪

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区别之一,是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并不一概地批判、否定资本主义,马克思曾肯定资本主义创造了无可比拟的巨大生产力,主张要吸收资本主义文明的一切成果,在这一文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民粹主义则一概否定资本主义,完全把资本主义视为祸害,其典型特征就是对资产阶级的厌恶和对资本主义的恐惧,在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主要倾向是批判,是否定。

1949年后,我国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步恢复和发展,随着国内外形势的不断变化,中共提前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主张越过新民主主义阶段,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把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改变生产关系,造成单一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看作是总路线的实质;只用短短三四年时间就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使社会主义所有制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一统天下。

早在1953年6月过渡时期总路线正式确定时,毛泽东就提出了让资本主义绝种的观点。1955年召开的七届六中全会再次提出“让资本主义绝种”,认为“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很有意义的事。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注25 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割资本主义尾巴,“兴无灭资”,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彻底否定资本主义,直至文革中更极“左”地宣称“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除了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要求“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以外,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另一纲领性文件《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又明文规定:文革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注26。在这两个纲领性文件指导下,对所谓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学术权威展开无情的批判,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

依据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所有制形式,与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不相容的。但是,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复杂性,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性,使得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建立在落后生产力基础上的我国社会不能实行那种纯而又纯的单一公有制形式,而应当允许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并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多种所有制并存。事实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除了对立关系,还有继承关系:“在生产关系以及保护生产关系的国家政权方面,是对立的关系;在生产力方面,是继承的关系。”注27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提法,割资本主义尾巴、“让资本主义绝种”的做法,反映了中共主要领导人在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如何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没有分清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界限,甚至在指导思想上有民粹主义的思想色彩。他们看不到资本主义在一定阶段有其必要性和先进性,害怕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会危害社会主义制度,因而极端厌恶、仇视资本主义,只想早点让资本主义消亡直至绝种。其结果是导致在生产力相当落后的情况下急于改变生产关系,追求“一大二公”,造成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背离,受到社会客观发展规律的严厉惩罚,使我国经济几近崩溃,人民生活极端贫穷困乏,教训十分深刻。■

注释:

注1 《青年俄罗斯》(传单),载中共中央马列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页。

注2[俄]彼·拉·拉甫罗夫:《历史信札·第8封信》,载中共中央马列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4~85页。

注3 《人民日报》1967年5月17日,第1版。

注4江山:《共和国档案——影响新中国历史进程的100篇文章》,团结出版社1996年版,第284页。

注5[俄]弗兰克著,徐凤林译:《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62页。

注6 《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页。

注7[俄]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02页。

注8、注9 《毛泽东选集》(4卷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17、21页;第17页。

注10 叶永烈:《陈伯达其人》,时代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254页。

注11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2页。

注12[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22页。

注13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页。

注14[俄]尼·别尔嘉耶夫著,邱运华、吴学金译:《俄罗斯思想的宗教阐释》,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58页。

注15、注16[俄]尼·别尔嘉耶夫著,邱运华、吴学金译:《俄罗斯思想的宗教阐释》,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29~130页;第52页。

注17[俄]彼·阿·克鲁泡特金:《我们是否应该研究未来制度的理想》,载中共中央马列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2~273页。

注18[俄]巴枯宁:《告俄国青年兄弟的几句话》,载中共中央马列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2页。

注19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5页。

注20、注2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36页;第118页。

注22、注2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4~35;第616页。

注24 钱理群:《中国大陆六代知识分子“到农村去”运动的历史回顾》http://www.ncu.edu.tw/~csa/CSA2007/papers/p1-Qian.pdf。

注25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98~199页。

注26 《人民日报》1966年8月9日,第1版。

注27 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1页。

(作者为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副院长)

(责任编辑 王彦君)

(网络主编 王海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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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n from: http://www.yhcqw.com/html/qsp/2015/1110/15111064534K0KIK10007AG08B82F2H7BCAD.html (“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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