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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途中的中国改革(On the path of Chinese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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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从邓小平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命题就是一个革命性的命题,它的最直接、最深刻、最现实的意义就在于一定要摆脱苏联模式。

半途中的中国改革

周为民

编者按:10月中,共识传媒与日本笹川日中友好基金会联合举办了一场日中有识之士的对话,主题为:“中国现状与课题”。参与对话的学者有:社科院美国所研究员刘澎、上海师大历史系教授萧功秦、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任剑涛、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员雷颐、中央党校教授周为民、经济学家华生。

本文为周为民老师的发言全文。

各位好!

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处于一个紧要的半途。改革开放,就它的实质来说,是十几亿中国人奋起反贫困的事业,它也是人类反贫困事业中非常激动人心和成效卓著的一部分。就它的根本任务来说,改革开放就是要为广大民众自主地创造财富,自主地获得并且支配财富提供良好的制度条件。为了这个目的,必须要突破苏联模式。实际上,从邓小平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命题就是一个革命性的命题,它的最直接、最深刻、最现实的意义就在于一定要摆脱苏联模式。那么,突破苏联模式而创造新的符合现代文明发展方向和趋势的良好制度,为广大民众创造财富并且获得财富提供良好的条件,这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
就这个任务来说,它首要的和基础的方面就是要完成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意味着一场空前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仅仅是1949年以来深刻的社会变革,也不仅仅是1840年以来深刻的社会变革,实际上从大历史的眼光来看,它是从公元前221年以来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上空前深刻的一场社会变革。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随着市场化的推进,中国的民间经济不断生长发育起来,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中最具实质性的一个成果,也因此,中国的经济实现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但是现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还远远没有完成,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远远没有完善。现在的一个基本局面是,虽然在商品市场、服务市场这样一些市场上,市场关系已经发展得相当充分了,市场机制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发挥它的作用,但是在要素市场上情况还远远不是这样,包括资本市场、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和其他一些资源市场上,市场机制还没有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在要素市场上,控制市场、支配资源配置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行政权力,这是一个基本的状况。而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诸多突出的矛盾和问题的根源也就在这里。例如在众多行业出现普遍的严重的产能过剩,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意味着大量的资源被错误地配置了,而大量资源被错配的直接原因就是在要素市场上主要还是行政权力在支配资源配置。再例如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腐败,腐败是什么性质的问题?那是官场对市场的侵犯,是本来应当由市场配置的资源被过多地控制在权力手里而导致的,这样造成寻租盛行,贿赂猖獗,腐败丛生。
所以中国经济与社会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都是与改革正处于半途,市场经济体制还远未完善直接联系在一起的。种种矛盾和问题越来越清楚地说明,这样一种远未完善的体制已经不足以再支撑中国长期和整体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而在这个局面中,一个突出的危险就是如果不能够尽早地深化市场化改革,中国的经济体制就很有可能在改革的半途上变形和异化为一种最糟糕的体制,那就是由权力来控制市场的体制,而这一点,现在已经是一个很现实的危险了。
要坚持富民的目标、市场的逻辑和法治的精神继续推进中国的改革
如何避免这个危险呢?关键就是要以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改革为重点来深化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尽快地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这样才有可能避免出现一种由权力来控制市场的体制。在这样一个紧要的半途上,继续推进中国的改革,根据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我们认为有这样几点是至关重要的,一定要坚持的:
第一、改革要坚持富民的目标。从改革开放一开始,邓小平就非常鲜明地提出了富民的思想,包括他用“小康”这样的概念来重新定位中国的现代化目标,就是紧紧着眼于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是以富民为目的的。而改革的经验说明,中国种种具体的改革措施,只要是贯彻了富民目标的,它的推行就比较顺利,效果就比较好,而且能够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为什么改革过程中有一些措施、有一些政策效果不好,实践当中很难推行,并且往往产生矛盾或者加剧矛盾,甚至成为乱源,同时招致民怨呢?症结就在于这样一些改革名义下的措施、政策和具体做法,脱离了或者说背离了富民的目标,往往仅仅是出于政府财政的目的来设计出台了这样一些措施,或者是为了尽可能地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或者是为了尽可能地卸掉政府的财政负担、财政包袱,凡是仅仅出于这样的财政目的来考虑的一些政策和措施,在实践当中都是不能够得到好的效果的。所以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经验,就是改革一定要正心诚意地坚持富民的目标,而不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口号。
第二、要坚持市场的逻辑。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改革,而渐进的关键是要进,要按照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和目标不断推进改革。在渐进过程中,不能长期回避一些实质性的改革,不能总是试图用其他一些办法来替代、绕开实质性的改革。渐进改革中固然会出现不少所谓的过渡措施,但是一定要注意,只有那些符合市场的逻辑、具有向更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能力的那些措施才能够叫做过渡措施,要避免那些实际上没有过渡能力,而是过多迁就和延续旧体制因素的所谓过渡措施。如果这一类措施多了,改革就会脱离市场的逻辑,就会形成新的体制弊端,对进一步改革构成新的障碍,这也同样是一条重要经验。而坚持市场的逻辑和坚持富民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这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凡是背离富民目标的,一定同时背离市场逻辑,反过来也是一样,因为所谓坚持富民目标重在为民众自主创造财富提供良好的制度条件,而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正是这样的条件。
第三、坚持法治的精神。所谓坚持法治,一定要按照现代文明的理念来理解法治,按照现代法治的实质来推进中国的法治化进程。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种相当流行的议论认为中国两千多年历来是一个法治社会,从秦律、唐律到大明律、大清律,历朝历代都有相当完备的法律,同时执行得也相当严格。这样的认识当然是不合适的,不妥当的,因为我们今天强调的法治是现代文明的概念。现代法治的实质是认真对待权利,也就是说要认真地对待并且充分地保障公民权利,特别是公民的宪法权利、基本权利。要抓住这个实质,抓住这个基本精神来推进中国的法治化进程,这样才有可能像前面说的为民众创造财富的活动提供良好、完备的法律和制度条件。
这三者实际上是完全联系在一起的,完全统一的,而且我们认为这是中国改革三十多年来非常重要的经验。所以如果认真贯彻这样三个方面的要求,那就有可能按照正确的方向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并且能够尽快地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同时在这个基础上展开政治体制、社会体制等各个领域的改革。如果这样做,中国的改革开放就可能取得真正的实质性的进展和效果。只要坚持这样的方向,而不是停滞,更不是倒退,由改革开放所开辟的中国现代化进程,那应该是可以期待取得真正的成功的。
学习和借鉴日本的经验对中国当代这一轮现代化很重要
讲到这样的问题,我还特别要说一下,前面诚如萧教授所说,中国历史上两轮现代化都是因为日本的原因被打断的,这是一个事实。同时我们也很清楚,当代中国的这一轮现代化是得到了日本很大帮助的,例如由日本所提供的长期的低息日元贷款,在中国现代化的初始阶段以及相当一个阶段上都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包括中国大量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这都是重要的资金来源。除了资金方面的帮助,中国当代这一轮现代化还得到了日本在技术、经营、管理等等各方面经验的帮助,这都是很重要的。包括在改革方面,实际上中国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很认真地来学习和借鉴日本的经验,包括日本的市场经济模式的特点,都曾经对中国的改革起到过不少启发作用。
在继续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在中国继续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一个良好的中日关系非常重要,这也就是我们很愿意更多地与日本各界进行交流的一个考虑。我就讲这些,谢谢各位!
【观众提问】
提问1:我是早稻田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刚才听了您演讲非常受启发,非常感谢。我的问题是我们国家在2011年提出经济转型的口号,2014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新常态发展,最后国家提出了延缓退休年龄。现在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大部分都是50后、60后,他们的体力、知识结构和对新兴事物的接受能力相比现在的70后、80后乃至90后没有什么优势?而且这种经济转型,人力资源是很大的因素,如果说延缓退休年龄会不会对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形成不利的作用?想听一下周老师的意见。
提问2:今天9月份,我在微博上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讨论,和今天大家讲到的问题,尤其和周为民老师讲到的内容很相像,现在中国的意识形态名义上说是共产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但是我看了大家讨论和大家的演讲,我得到的印象就好像美国一个商学院那种非常自由的讨论博弈,令人根本不能相信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等等。微博所展开的争论,看了以后我就有一个问题,难道中国正式的意识形态真的是共产主义吗?是不是中国人们要挑战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我知道中国有共青团,当时的讨论是十万人与共青团做激烈的交锋,而且谈论的是到底共产主义对中国有什么样的意义?我是从网上看到的,日后发现这个微博的讨论被删除了。我有一个疑问,这个革命到底是谁发动的,未来中国会有怎样一个走向。我认为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国家了,只是在旗子上还打着共产主义,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我的问题是我这么理解是不是可以?问周为民先生,我这个看法对吗?因为周为民老师是党校的理论家,所以请您简单地解释一下中国的情况,我看到中国人都讲得非常自由,讨论博弈非常自由,难道还是共产主义吗?因为我作为一个日本人,希望能够和中国保持一个很好的关系,我也非常担心中国言论自由的话会不会遭到一些不好的结果,或者看到一些删除等等。有很多方面在日本来看有些难懂,看不清楚,这个问题澄清的话我相信有利于日中友好关系。
答:谢谢提问的几位先生,第一个问题提到的关于推迟退休年龄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具体的问题,我简单谈一下。这个事情是和经济社会发展当中的一些新的趋势相联系的,包括与人口的老龄化、社会保障方面的状况都有关系,另外也和人的平均寿命在延长相关。你所担心的问题,实际上从目前看并不存在,例如像50年代这些人已经很老了,如果推迟退休是不是影响后面的年轻人。推迟退休年龄是一个过程,采用小步过渡的办法,所以真正到推迟的时候,那不是只限在这一批人还不退,都是在他们退了以后,逐步延长,几个月几个月地延长,这样一年一年,达到完成这样一个过渡。
在这个问题上,更重要的是人口政策的调整,这才是更关键的。如果还不能够及时调整现行人口政策的话,那会造成很大的危机的。这个人口政策要认真反思起来,它有一个要害问题,就是把经济体制的低效率和无效率简单地归咎于人口过多,于是采用这样一种强制控制人口的办法。实际上它的逻辑是用降低人口增长率来适应低效率和无效率的经济体制,所以这样一种思路是有大问题的。现在最紧迫的是要改变这样的人口政策,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意识形态的问题,我要特别感谢那位已经八十多岁高龄的老先生对中国的事情有这样的关注和关心。就意识形态而言,中国现在是什么主义,是共产主义吗,还是什么主义?因为只有五分钟,我也只能简单说一下。就像我前面说的,在意识形态上占主体地位的叫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邓小平的思想来理解它才是比较准确的,就是我前面强调的,它的最重要的含义是要摆脱苏联模式。摆脱苏联模式而解放思想,解放社会主义,解放生产力,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根本的含义。所以要说意识形态的话,这样来理解中国现在在主义方面的情况可能比较好。
再有,关于是不是共产主义,您也提到最近的一些争论,这点仍然要从邓小平的思想来思考问题,我觉得才能抓住要领,就是简单、笼统、孤立地来就那些抽象的概念去争论是毫无意义的。邓小平有一个话,他说“不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邓小平这个人说话是非常朴实的,但是他把“不争论”看成是自己的发明,这不是夸大其词。这个不争论含义很深刻,不是说不要管那些,只要干就行,更不是说因为讲不过你所以我不争论,邓小平这个不争论的深刻含义在于孤立地来争论那些笼统、抽象的概念是毫无意义的。你看邓小平怎么讲社会主义?他首先提出来的是,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还没有搞清楚,要重新认识,重新回答。马克思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都不能是苏联模式那样的。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中国和过去的苏联是根本不同的,就党来说,都叫共产党,但是中国的共产党和苏联的共产党还一样吗?还是像苏联那样的一个党吗?不是了。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跟苏联式的所谓社会主义还是一回事吗?也完全不是一回事了。所以这些问题都要超越那些抽象、笼统的概念去理解,对共产主义也是这样。和这个问题相关的,老先生最后提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现在是不是资本主义?这个问题又让我想起邓小平的一句话,他说我们搞的社会主义还不够格,所以可以这么说,中国目前还是一个不够格的社会主义,但是社会主义的方向是很明确的,所以才需要改革,改革就是要不断地去发展社会主义,并且是按照现代文明的方向和趋势来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
任教授刚才已经回答过的问题我还想说一句,有一位先生提到了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以后如何。三中全会的决定和四中全会的决定都已经明确了方向、目标,而且这两个决定是关系全局和长远的,所以在现实中,凡是不符合这两个决定的方向和基本要求的任何做法都是要改变的,要纠正的。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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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n from: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china/ggcx/20151113130465_al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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