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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发展的钟摆摆动经常太过激烈 (The Pendulum Effect in Chinese cultur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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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发展的钟摆摆动经常太过激烈 (罗多弼)

“中国文坛和学术界现在面临的一个危险就是,从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直到改革开放,极端的反传统的意识曾风靡一时,现在则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就是生吞活剥地接受传统文化而过分地批判西方文化。”

本文原题为《21世纪与新文化运动》。

鸦片战争以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为中国的体制需要改革,要不然就抵不住西方列强和日本的挑战和侵略。改革逐渐成为救国的必要条件。到了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呼吁改革的声音就已经很激进,而且改革的主要对象是文化。新文化运动的大师们都认为占支配地位的传统文化是社会改革和现代化的主要阻力。激进的知识分子以为别无选择,需要打倒孔家店,邀请赛先生和德先生才能救国。

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甚至贯穿了20世纪初以来的意识形态,一直到毛泽东的逝世和改革开放。

虽然背景和理由不一样,但是认为中国为了现代化就需要抛弃以儒家为中心的传统文化的主流,这种思想在西方很长时间也是属于一种学术正统。西方不少知识分子,特别是汉学家,在这一方面一定受过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是这种思想在西方也有很长的历史背景。而认为中国的传统政治体制代表着“东方专制主义”,这种认识也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20世纪马克斯·韦伯、魏特夫等学者的理论受到过东方专制主义这个理念很深刻的影响,同时自己也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马克斯·韦伯的论点是说中国传统思想缺乏“超越”,缺乏“伦理的要求和人的弱点之间的张力”;这个论点,虽然可以质疑,但是在西方的学术界,影响很广,也很深。

当然在中国也好,在西方也好,自从20世纪初以来也有其他的声音说中国传统思想跟现代化之间没有什么矛盾,相反地认为,现代科学和民主为实现传统思想(主要指的是儒家思想)的一些基本价值提供了手段。但是这种思想所代表的不是主流。

我自己1960年代开始学中文、读一些关于汉学的书的时候,大部分有地位的学者和学术著作都认为,为了现代化,就必须抛弃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中国文化。

面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这个问题时,西方人和中国人的出发点不一样。对西方人来讲,这主要是一个学术问题,思考这个问题就可以采取比较冷静的态度。对中国人来说,这个问题则涉及到中国生死存亡的问题以及归宿认同的问题,抛弃传统文化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可能是一个很大的牺牲。在我的心目中,王国维先生的命运就是一个很明显也很可悲的例子。

最近几十年中国经历的发展和转变反映了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现在全世界都重视中国。拿破仑说的“中国醒来时,全世界都要颤抖”这句话,现在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了事实。“颤抖”背后有时含有“受到恐吓”的意思,这当然不一定,但是至少可以说全世界现在都非常重视中国的所作所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特别是中国人,开始反思对传统文化的否定,开始反思新文化五四运动,这并不奇怪。

那么我们今天应该怎么看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评呢?我觉得很难说这个问题有一个正确的答案,因为答案取决于你的价值观和你的视角。我的朋友张龙溪教授很喜欢引用苏东坡的几句诗来说明要理解一个文化,没有一个唯一的、绝对的真理,而允许有不同的、可以互补的理解。“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东坡的这两句诗说得很深刻,评价新文化运动时,也很值得参考。那么我下面要说的,则是我从一个“外人”的视角出发得到的一些观察和印象。里面有我的理解,一定也有我的误解,当然也有我的价值观。但是在思考这些问题时,我还是尽我所能,努力追求对真理的永远无法达到的真正理解。

我将从四个方面简单地谈谈新文化运动:“全盘西化”的论点;对传统思想的批评;关于文学改良的必要;语言观以及对文言文的批评。

(一)新文化运动的“全盘西化”真的意味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以及对西方文化的全面接受吗?我想需要记得胡适、陈独秀等大师的意思并不是说中国文化传统全是垃圾。相反地,他们愿意挽救文化传统中他们认为特别宝贵的东西。比如胡适很重视儒学,并没有全盘否定儒学。他也很重视古典小说。但是他们愿意用新的眼光看传统,他们愿意取精去糟。尤其是胡适,在看待传统文化方面是一个先驱。也许可以说他的一些想法现在过时了,但是毫无疑问,他在诠释传统的很多方面(特别在思想和文学方面)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二)对传统思想的批评。假如新文化运动的“全盘西化”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全盘”,那么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全面否定。那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蔡元培等批判的到底是什么?如果着眼于传统思想,我的理解是他们想打倒的孔家店,与其说是四书五经里面原来的思想,不如说是渗透入清朝社会,作为清朝体制的思想砥柱的儒家思想。

正如当年在欧洲谈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就经常区分社会主义原来的理论和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我们看儒家思想也需要区分原来的理念和作为支配意识形态的现实存在的儒家思想。新文化运动的批判从现实存在的官方儒家出发:科举制度、缠脚、大家庭和父权制等。这些社会现象就是孔家店的东西。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经常轻易地把这些社会现象从儒家的经典著作中推断出来,这一点我们不要否认。

新文化运动批评的最重要的对象是传统思想,而这一传统思想是以儒家为中心的,因此最重要的口号是“打倒孔家店”。当时的批评可以理解,也有一定的道理。儒家的确是传统政治体制的思想砥柱,也是现代化的阻力。但是现在也可以说新文化运动的批评有的时候太笼统,太极端。当时的儒学有不少的派别,那么新文化运动对康有为的儒学的批评有道理吗?对章炳麟的儒学的批评有道理吗?对梁漱溟的儒学的批评有道理吗?可以说当时批判的主要是现实存在的儒家,而不是儒家文献里原来所表现的思想。但是当时不少人大概认为现实存在的儒家就是儒学经典文献的真实表现。我们100年以后再来看这个问题,就会觉得这个论点太简单,太武断。

如果冷静地看儒学的一些重要著作,如《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及重要人物,如朱熹、王阳明、戴震等,我们就会发现其中的思想还包括许多我们当代人完全可以接受的东西。我自己觉得儒家的世界主义和避免极端的中庸之道就是很明显的两个例子。很难说它们跟现代化的要求完全对立。不过正如我上面已经说过的,胡适等代表新文化运动的人原来也是这个意思。

鲁迅的《狂人日记》毫无疑问属于对传统思想最有力的批评文章。该文描写了儒学的美丽文字曾经如何经常用来掩盖丑陋的现实。《狂人日记》这篇小说非常重要,但是不要忘记,用美丽的文字来掩盖丑陋的现实不是儒学唯一的作用。古书的美丽文字也可以用来突出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张力,而这种张力可以作为实现理想的工具。

那么假如回顾自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一直到批林批孔和《河殇》对儒家的批评,就会发现这些批评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往往还是太过分了。随着对全盘西化的反思,很多中国人就重新开始把很大的希望寄托在儒家传统上。这个可以理解,可是我觉得不要从全盘否定走到全盘接受,也不要从全盘西化走到全盘否定西方文化。

要继续搞现代化,光靠儒家思想资源恐怕不够,也应该利用西方思想的资源,而且中国早就在许多方面已经走上了西化的道路,这不可逆转。现代科学和社会都需要逻辑学、实证主义等。在这些领域中,中国传统思想不发达。有关民主的思想,中国传统里虽有萌芽,但是难以否认现代西方有关民主的思想还是很值得中国人参照的。

在促进中国现代化方面,我也觉得难以否认儒家传统思想中有些成分不符合现代化的要求。等级观念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和轻视女性的倾向就是两个例子。当然儒家思想本身也可以改,目前不少人致力于使得儒学更适合于当代社会和文化的要求。但是我想应该承认传统的儒家、儒学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而且也应该承认在哲学等方面西方思想和中国其他的流派,比如道家传统,也很值得参照。

新文化运动要“打倒孔家店”,要邀请赛先生和德先生是要求彻底改革的口号。新文化运动要中国走出古代的社会模式,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打倒孔家店的一个主要含义,我认为是要求一种国家的“世俗化”。一直到辛亥革命,儒家都是天朝的一种国教。在这里没有必要讨论儒家到底是不是宗教这个问题,但是不能否认儒家的经典代表了天朝的神圣而不许质疑的学说。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觉得现代化的一个主要含义就是摆脱这种笼罩社会的“神圣”而不许质疑的意识形态,他们要启蒙,要用科学代替古代的教条主义。

实际上这个跟欧洲启蒙运动要摆脱中世纪宗教,要求政教分离十分相似。不过正如西方的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主流逐渐赞成国家的世俗化,中国的新儒家也是这样,他们并不主张儒学不能质疑,也不把儒学看成是高于讨论的绝对真理。

(三)关于文学改良的必要。中国文学的改良或革命是新文化运动一个重要方面。回顾100年来的历史,新文学形成了中国新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不少专家和读者已经开始反思新文化运动的文学革命,指出现代文学的质量远不如古代文学的顶峰,如唐诗宋词,古典小说,明清笔记文学等。不过现代文学达不到中国古代文学将近3000年历史的高峰,真的就意味着新文学是一个失败吗?意味着原本就不应该走上文学改良的道路吗?在西方文学里,荷马、但丁和莎士比亚都是高峰,但是现代社会还是需要新文学。每个时代都需要与之适合的文学。

新文化运动把文学当作整个社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把它当作现代化的武器,也觉得新文学是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今天我们会觉得新文学跟现代化的关系一直太密切了,它的功利主义色彩太浓了。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严肃的、值得注意的声音都愿意强调文学的独立性和它的文学性,说文学的价值跟它的社会功能无关。作为外人,作为旁观者,我在一定程度上认同这个观点。因为纵观中国文学100年来的历史,就能看得出来,文学确实经常降低为政治的工具。

文学的独立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作家要独立,一个作家要按照他/她自己的头脑去写,不应该把他/她自己降低成为一个体制或党派的螺丝钉。但是如果一个作家的作品能影响人们的人生观和政治见解,这有什么不好呢?我们说一个文学作品“有分量”难道不就是意味着它能发挥影响吗?如果要批评中国现代文学的功利主义,我认为可以批评的就是太多作家不够独立。也许有人觉得新文化运动所主张的文学改良或革命跟传统文学的决裂太过激烈。不过针对胡适先生的这种批评很不公平。他并没有说传统文学都不好,相反他对很多作品评价相当高。

(四)语言观以及对文言文的批评。新文化运动的文学革命意味着文学的内容和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形式上最大的变化就是语言,白话文成为了文学的主要语文,而且所用的白话文跟以前用的白话文(古典小说、语录等)不完全一样。胡适先生愿意构造一种以古代白话为基础的“国语”。语法可以说跟红楼梦的语文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但是词汇上当然有很多新词。

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成为文学的主要语言,真是一个很大的变化,绝对对文学的内容、社会地位和功能等都产生了影响。虽然以前也有白话文的文学,可是那时候白话文学不算是文学的主流。从胡适和鲁迅等作家起,白话文学就成为了文学的主流。文言文的文学就突然变成只是传统文学和律诗的语文。我们都知道传统的律诗到今天都没有中断。但是1920年代以来诗歌的主要语言也是白话文。

最近几十年来,不少人质疑新文化运动的语文革命。质疑白话文革命可以有各种理由。比如可以认为文言文因为代表传统,所以也保证了中国文化的连续性。也可以认为文言文这种语文,因为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发展过程,所以它的表达能力和方式也特别精炼,它的词汇特别丰富,因此也特别值得保护。这些观点很容易受到认同,毕竟文言文的文学传统是人类历史很宝贵的组成部分。

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主张取消文言文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觉得文言文不适合于表达现代的思想。钱玄同甚至觉得中文在表达现代和科学的想法上不如英文,所以主张中国人应该多用外文写作。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这个想法可以说不对。语言都很灵活,任何一种语言都可以表达使用者希望表达的意思。但是实际上这个问题显得更复杂一点。如果单独地看文言文,把它从晚清民国初期的文化背景中拿出来,我们当然可以用这种语文来表达我们愿意表达的意思,包括很现代的内容。但是在新文化运动这个文化环境下,控制文言文用法的习俗是不是限制了它的用途呢?是不是不允许使用者充分发挥它的表达能力呢?如果这样看,那么胡适等人认为不能用文言文来表达现代的思想实际上可能还是有些道理。理论上,抽象地来看,文言当然能表达白话文、英文或瑞典文所能表达的意思,但是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下,由于它受到习俗的限制,所以不能充分发挥它的功能。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新文化运动的语言革命还是有道理的。而且,假如要大家会看书写作搞民主,文言文恐怕太难学了。让白话代替文言从这个角度来看也是很有道理的。

今天回顾中国最近100年的历史,可以认为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有些过分了;但是如果我们试图回到1915年,从1915 年的立场来看中国,我觉得很容易认同胡适、陈独秀等知识分子的态度。他们意识到中国需要进行彻底改革才能随着时代而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才能实现富强。当时渗透入传统文化的意识形态的确是现代化的障碍。中国需要现代科学,需要民主,这一点胡适和他的朋友们看得很准。

用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的进化论代替传统的中庸之道不但过分,也有很严重的后果,就是为后来的斗争哲学铺平了道路。因此,没有必要否认,新文化运动的一些口号太过分了。但是也不要否认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并没有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他们在用现代人的眼光来对传统文化重新进行诠释和评估上作出了很重要的贡献。

在文化发展中,钟摆的摆动经常太过激烈。中国文坛和学术界现在面临的一个危险就是,从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直到改革开放,极端的反传统的意识都曾风靡一时,现在则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就是生吞活剥地接受传统文化而过分地批判西方文化。我很希望中国人能够冷静地、批评性地看待中外文化传统,取精去糟。

英国哲学家罗素是欧洲文化最优秀的现代代表之一,他访问中国以后于1922年出版了《中国问题》(The Problem of China)一书。此书今天还是非常值得阅读和思考。比如下面的两段文字:“我相信,中国人如能对我们的文明扬善弃恶,再结合自身的传统文化,必将取得辉煌的成就。但在这个过程中要避免两个极端的危险。第一,全盘西化,抛弃有别于他国的传统。那样的话,徒增一个浮躁好斗、智力发达的工业化、军事化国家而已,而这些国家正折磨着这个不幸的星球;第二,在抵制外国侵略的过程中,形成拒绝任何西方文明的强烈排外的保守主义(只有军事除外)。日本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同样的情形也很容易出现在中国。”“他们所追求的目标不仅与中国有密切关系,还应该同世界有重大关系。如果中国能免受外国的戕害,那么,从现在起,这一复兴的精神可以发展出一种较世界上任何文化都更加优秀的文化。这就是中国新青年所应该定立的目标:保存中国人的文雅、谦让、正直、和气等特性,把西方科学的知识应用到中国的实际问题中。所谓实际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由国内情形所引起,另一个由国际情形所引起。前者包括教育、民主,减少贫穷和饥饿,个人与公共的卫生等等;后者包括建立起强有力的政府、发展工业、修正条约、收回港口(在这方面可把日本作个例子)、建设强大的足以抵御日本的军队等等。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必须要采用西方科学,但没有采纳西方的人生观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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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n from: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thought/zhongxi/20150820128091_al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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