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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官家主义”看中国社会历史走向 (“Guanjia Zhuyi” and the historical trend of Chines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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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官家主义”看中国社会历史走向  (吴思)

“官家”,在古汉语里面有三重意思。第一重意思是皇帝,宋朝说赵官家如何如何,就是指皇上。第二重意思是官府,包括条条块块的各级衙门。第三重意思是官僚个人。“官家”这个词有多重涵义,因而特别准确贴切。这些涵义可以把“官本位”的内部结构拆解开来,让我们看到官家集团的整体利益,看到最高决策者的利益,看到部门利益,还能看到官僚个人作为代理人的私利。今天的文章选自230期讲座“吴思谈社会转型”,以下为部分实录:


吴思(作家、历史学者):在读中国历史的过程中,我摸索拼凑了一种历史分析框架。这个框架很粗略,很不成熟,但我仍然想介绍一下,得到大家的关注和批评。

我们知道,不同的历史会产生不同的历史理论。反过来,不同的历史理论,也可以让人看到不同的历史景象。近百年流行的历史理论基本是外来的,在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东西,外来的概念体系中却不一定有。因此,用外来的理论看历史,就可能忽略一些很要紧的东西。我们要准确认识自己,难免要创造自己的概念,并在这些概念之间建立关系,建构更符合中国史实的理论体系。

我讲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暴力集团的收益及其分配

 1、广汉土匪的故事

我从一个案例开始,分析暴力集团的收入来源和他们的分配方式。四川省广汉县位于川陕大道上。1913年,县里有五帮土匪,他们在大道上拦路抢劫,几乎没有人能够平安走过这段路,即使小股的武装部队都可能被土匪包围缴械。结果大道没有人走了,土匪也没得抢了。

这五帮土匪开了一个会,达成一个协议,五帮土匪,比如说那一段路有一百里,每一帮土匪负责20里,在入口处立一个收费站,收费之后,这20里之内的安全由你负责,保证不重复收费。第二第三一直到第五个收费站都如此办理。收费多少呢?空手客收5毛钱,包袱客,就是小商小贩,带货物的,收一块钱。当时的一块大洋的购买力相当于现在的35块钱人民币,空手客收七八块钱,跟现在高速公路的收费标准差不多。很快这些政策就见了成效,川陕大道渐渐有人走了,土匪也有了一笔稳定的收入。

土匪们又把这个政策推广到广汉全县。广汉县境内由于连年军阀混战和土匪抢劫,没有什么人烟了。如果农民种的庄稼会被抢走,甚至连人一块被人绑票,那就没人再种地了。于是土匪们推出一个政策,请农民们回来种地,保证一亩地只收一斗谷。当时的产量,在成都平原上大概每亩可以有两石。一斗谷意味着只收5%的税。制止乱收费是很难做到的,但是土匪大体做到了,就收5%。

收费之后,土匪负责这一带的治安,如果有外来的土匪,他们负责把他们打走。如果土匪内部有人敲诈勒索,土匪头子承诺严肃处理。果然,有的土匪敲诈勒索,村长就找土匪头子告状,土匪头子果然把这个小喽罗毙了。于是,四川广汉县建立起一种安定的秩序,土匪们也有了稳定的收入。

2、血酬定律

现在我们讨论这个故事。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土匪们吃的是什么?地主吃的是地租,资本家吃的是利润,劳动者吃的是工资,土匪吃的是什么?

土匪自己怎么说的呢?山东土匪说,我们吃的这个钱叫红钱。江湖黑话“春典”中,把钱称为血。钱多就叫血旺。每天给警察好处费叫上日血、每个月给好处费叫上月血。他们用红钱和血来描述他们的收入。我借用这种思路,杜撰了一个词“血酬”。

血酬的价值是由什么决定呢?比如说抢银行,被抓住就会被枪毙,甚至可能被当场击毙,这是玩命。命值多少钱?银行里如果有一百万,血酬就是一百万,如果银行里只有五块钱,血酬就是五块钱。不会因为你冒了生命危险就价值高。当然,要是知道银行里只有五块钱,他们也不会去玩这个命。不管怎么说,血酬的价值,最终由抢劫对象的价值决定,不由你冒多大险决定。

3、血酬定律的推论

这个道理非常简单,但是我们顺着这个逻辑可以推出很多有意思的结论。

比如说,民国时期河南绑票的赎金是二百现大洋,相当于现在的七千块钱。后来土匪遍地,见人就绑,赎金的价格急剧下降,最后是一百个鸡蛋就可以赎一条命。一百个鸡蛋不过四五十块钱的人民币吧。抢劫对象的价值越来越低,血酬越来越低,低到一定的程度,土匪这个行业就会消失,还不如结伙找块地种,或者是打打野兔子。这就是大乱走向大治的一个转折点,即抢劫收入不如种地的那一点。

同样这个道理推出来,如果农民的日子过不下去了,粮食被政府大量征走,剩下的不够吃,他就会考虑改行了。比如说民国期间东三省当土匪的死亡率是38%,如果饥民的死亡率是50%,那他是忍饥挨饿还是当土匪?

政府为了追求短期血酬的最大化,也会杀鸡取蛋。四川军阀预征税费数十年,竟然预征到2011年。他不这么搜刮,下个月可能就被别的军阀打走了,这只鸡就可能让别人吃了。这时候,军阀政府还不如土匪。反过来,土匪为了追求长期血酬最大化,宁可养鸡生蛋,降低收费,每年只收5%。血酬定律可以推算出来,什么时候老百姓变成土匪、什么时候土匪变成老百姓、什么时候政府变成土匪、什么时候土匪变成政府。

4、“法酬”是一个好概念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土匪建起了收费站,建立了制度,不再刀刀见血了,靠制度和法规吃饭了,这时他们吃的还是血酬吗?这时候我杜撰了一个新词:“法酬”。

“法酬”这个词,我觉得是解释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词汇,它仍然是血酬,但转化为一种高级形式。这个概念在很多理论体系里都没有,历史唯物论里没有,现代西方的经济学和财政理论里也没有。但现实社会中有这个东西。比如说,从老百姓那儿征来了一百万,按说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扣除必要的工资和管理成本,一百万都应该花在老百姓的身上,即公共税收等于公共开支,这两个应该相等。但是,如果公共税收来了一百万,对老百姓的公共服务只花了十万,中间我扣下九十万自肥,这九十万叫什么?怎么称呼这么大的一笔剩余?

我甚至连十万都不必花在老百姓身上。我什么都不管,只管收费征税。你到我这儿来告状,说有强盗,我说你们自己搞联防去吧。我用收来的税费盖我们家房子、包二奶、包三奶。这些钱,从算术角度看,就是公共税收减去公共开支的剩余,这笔被统治者侵吞的剩余就是法酬,它是血酬的转化形式,就好比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一样。

5、暴力集团内部如何分配利益

现在我来分析一下暴力集团内部的关系,从内部关系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法酬”是什么,“血酬”又是怎么分配的。

在人们的印象中,梁山好汉的分配好像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实际上不是这样。《水浒》上讲,宋江上了梁山,下面有人来报,有一百多辆车从山下经过,问抢不抢?宋江说抢,注意别伤人。过一会儿说抢来了,怎么分呢?梁山好汉将这些财物分为均等的两部分,一部分入公库,另外一部分当场就分。所有的头领,梁山好汉的一百单八将分一半,剩下的,所有的喽罗分另外一半,并不是平均分配。

我原来以为这是中国特色。去年我看到一本《魔鬼经济学》,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得到了黑手党的账本,详细记录了美国黑帮是怎么分配的。这个黑帮是个贩毒团伙,团伙老大每个月是8500美元,老二、老三、老四,三位助手合起来,一个月才2100美元,人均700美元。还有50多个喽罗,合起来分7400美元,人均148美元。这就是美国黑帮的分配方式。

一个黑帮老大的收入几乎顶他的副手和喽罗合起来的总收入,可见其内部贫富差距极大。这种收入方式对整个大区都是适用的。这个黑帮团伙有分区经理120个,120个顶级黑帮,分得所有的黑色收入的一半,5300个喽罗分另一半,收入差距是1:44。

6、暴力集团与工商集团的类比

我们用中、美黑帮的内部分配方式来类比一下我们熟悉的工商业。工商业有老板和工人,暴力集团内部也有老板和工人,就是军阀和士兵,匪首和喽罗。

暴力集团的老板怎么赚钱呢?掏一笔钱招兵买马,买一些武器,我们可以把这笔钱看作血本。叫血本不叫资本,因为它买的是人命和武器,不是劳动和机器。组织起队伍之后,打下一块地盘,搜刮所得就是血酬,暴力要素换取的收入。这笔收入减去血本,就是支付军饷和购买武器弹药的那些钱,剩下就是纯收入,这在商业上叫利润,在暴力集团内部应该叫血利。血酬扣除血本之后就是血利。更准确地说,法酬便等于血利。

暴力集团内部的分配方式和工商集团内部的分配方式是一样的。流血流汗最多的人,未必是赚钱最多的。在暴力集团内部处于高级位置的人,比如说皇帝、大军阀,他们的确是在玩命,但是玩的是士兵和低级军官的命,而不是自己的命。他们自己反而很安全。血本家和资本家都是吃剩余的。

7、从暴力角度看历史

从暴力的角度观察历史,可以看出中国历史上有两种社会形态,一是封建主义形态,一是官家主义形态。这两种形态是暴力集团统治的不同形式,但暴力分布的格局不同,这两种形式有重大差别。

我想请大家注意,按照我们最熟悉的方式——历史唯物主义方式——分析中国历史,就要强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可我强调的是破坏力或者叫暴力。中国两千年来虽然有很多生产力方面的进步,但进步有限,不足以解释中国历史的纷纭变化。历史唯物主义很了不起,但加入新的解释要素之后,可以更贴切地解释中国历史。

  第二部分 封建主义:暴力集团打天下

  1、环境中的暴力浓度

我曾看过一个电视片,讲黑猩猩之间的战争。一个黑猩猩团伙在这块地盘,另一个黑猩猩团伙在另外一块地盘。这帮黑猩猩的食物不多了,就想抢另外一帮黑猩猩的。它们组织入侵,黑猩猩这里一队,那边一队,悄悄向对方的地盘包抄过去,突然大喊起来,冲向另外一帮黑猩猩。那帮黑猩猩正在树上抓虱子呢。结果它们四散逃亡,一两个没逃掉的黑猩猩被打死了,撕碎吃掉了。它们的地盘自然也被强者占领了。

我们祖先生活的环境就是这种充满暴力的环境。在生产行为出现之前,已经出现了暴力抢劫。暴力行为不需要建立在生产行为的基础上,这是非常原始的生存策略,比生产劳动更加原始。作为任何理论的起点,在设定初始的自然状态的时候,都应该包含暴力要素。

  2、适应高浓度暴力环境的社会组织

在高浓度的暴力环境中,人们怎么适应、怎么生活、怎么能够不被对方杀掉,反过来还能战胜对方?适应这种高浓度的暴力环境的社会组织形式,就是亲属集团——家族和宗族,或者叫族群。

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谚语,“上阵亲兄弟、打仗父子兵”,你的父兄不退,打仗时你敢先逃吗?即使你逃回家了,还会有好日子过吗?为了获得强大的战斗力,就要依赖亲属关系。如果真实的亲属关系不够用,人们还会发明虚拟的亲属关系。《三国演义》里的结拜兄弟就是虚拟的血缘关系。有了这种关系,就会有更强的战斗力。从朱元璋到蒋介石,他们都利用这种虚拟的血缘关系,建立起远远超出一般社会关系的稳固而密切的社会联系。凭着这样的关系,建立坚强的团结,密切合作,谁也不敢临阵脱逃。

总之,在暴力高浓度的环境里,亲属和模拟亲属组织是适应环境的一种很好的社会组织方式。因此,作为暴力集团统治形式之一的封建主义,具有鲜明的亲属色彩,这种亲属色彩的浓度与环境中的暴力浓度是成正比的。

  3、作为暴力激励机制的封建主义

不管是虚拟的血缘组织,还是真的血缘组织,内部都要建立一种机制,激励人们勇敢地冲锋陷阵,激励人们卖命。即使在没有血缘关系的暴力组织之中,也有必要建立这样的激励机制。

古代中国有军功封侯制度,例如商鞅在秦国建立的制度,他把爵位分成二十级,每个人都可以一级一级往上升,条件是要有战功,斩敌方一个首级就可以升一级,为公士,奖给你一百亩土地,五亩宅基地。如此类推,斩首五个,就是五百亩,外加二十五亩宅基地。再往上就开始食税。砍了九个脑袋,可以吃三百家的税,一直到第二十级封侯。这就是商鞅建立的暴力激励机制,一种军功封侯制度。

这种制度发挥了什么作用?当时的人描绘秦国进入战争的情景。突然听说要打仗了,大街上小伙子蹦着、跳着,像过节一样,嚷嚷着要打仗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有机会发达了。只要砍下一个敌人的脑袋,就可以从贫民变成小地主,再砍一个就变成中地主,再砍一个就是大地主了。壮汉和小伙子们像期待节日一样期待着战争。这些士兵上了阵,脱光了膀子,蹦着、跳着向敌人冲过去,秦国的士兵腰带上挂着脑袋,胳膊下夹着一个,还在疯狂追杀敌人。这种暴力激励机制,使秦国具有了统一中国、灭六国的制度基础。

军功封侯制度发展下去就是封建制度。你有战功就给你土地,功劳越大给得越多,论功行赏,最后建立的就是根据暴力进行资源分配的制度。

欧洲的封建制度也是这样建立的。查理大帝死后,九世纪之后的欧洲,四面都是敌人。东面是匈牙利人,南面是阿拉伯人,北面和东边的大海有维京人,四面强敌,内部还自相残杀。暴力浓度如此之高,人们如何生活?弱者就要投靠强者,强者也要拉拢追随者和附庸,结成一个团伙,这就是欧洲封建制度的由来。

在法语中,封建主义的词根是采邑,领主接纳一位附庸,一位骑士,赠给他一块地,就叫采邑,这块地就是骑士向领主提供暴力服务的报酬。

欧洲的封建制度,跟中国的封建制度一样,都是一种对暴力的激励制度,都是根据暴力服务分配资源的制度。

  4、封建制度的第一大弊病

封建主义有很多弊病。第一个弊病就是一代不如一代。老子打仗很英勇,儿子差一点,孙子整个就是纨绔子弟。不仅才能越来越差,与领主的关系也越来越疏远,忠诚度越来越差。

那些有权封侯的人,在没有战争的时候把财富分给谁呢?墨子当时责备说,“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贤使能为政”。“亲戚则使之”,没有功劳也让你富贵起来,像这样任人唯亲,这个国家的管理者尽是一些无能的人,不是竞争筛选出来有才干的人,就会逐步衰落。

  5、封建制度的第二大弊病

封建主义的第二大弊病就是暴力失衡。

每个贵族都有自己的军队,自己的骑士,都在自己的地盘上建立税收和行政组织。如果大家势均力敌,还能彼此相安。一旦我发现你的实力不如我,暴力的均势一旦破坏,强者就可能吞并弱者,造成遍地战争。

我们看中国历史,周天子的实力镇不住了,就会有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比如说三家分晋,晋侯本来就已经很牛气了,有自己的一套军事行政和税收体系,但是他下面有三个大夫,每个大夫也有自己的行政体系、军事体系和税收体系。

三家分晋就是《资治通鉴》第一页的第一个纪事。周王认可了犯上做乱,封三个大夫为侯,整个规则体系就破坏了,进入了暴力竞争的时代。下层的暴力体系的实力,只要超过了上级的实力,就有可能推翻上面的暴力体系。就是说封建体系内部有一个暴力均衡,这个暴力均衡一旦破坏,天下就会大乱。春秋战国就是暴力集团的均衡不断破坏不断重建的结果。汉朝那些姓刘的王强大起来,例如吴王刘濞,就忍不住要造反。朱元璋一死,燕王朱棣就带着军队杀向南京,夺了自己侄子的皇位。一直到民国,袁世凯势力一弱,马上就是军阀混战,只要暴力均衡的格局稍有变动,就很容易出现战争。

封建制度的最大弊病,就是战争不断。

  第三部分 官家主义:暴力集团坐江山

  1、废封建,立郡县

为了解决封建主义造成的问题,我们的祖先前赴后继,想了很多办法。

一是收兵权,各地诸侯无权调动军队。

二是收行政权,虽然你是这个地盘的老大,但是皇帝给你派一个相,负责日常行政事务。皇帝派去的人当然听皇帝的,这样在行政上就把贵族架空了。

三是收立法权,各地必须奉行中央的法令,不能另搞一套。

四是限制继承权,这一辈子你可以安享荣华富贵,下一代就要降一级,一般是五代,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出了五服就跟平民一样了。

第五个办法,收你的征税权,你自己不能派人收各种税,中央派人收,然后像发工资一样发给你。

第六个办法,人和封地隔离,就让贵族在首都过日子,免得搞什么阴谋诡计。法国建凡尔赛宫也有这种作用,给每一个贵族一套房子,用上流社会生活吸引他们,让他们离开自己的封地。

第七个办法,就是压缩你的地盘。只要你的地盘小了,你再想反,实力也不够,你翻不了天。

为了实施这些办法,真所谓前赴后继,许多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商鞅变法就禁止无功继承,没有军功不许继承贵族爵位,结果商鞅得罪了太子党,国王一死商鞅就被五马分尸。在继承权上打主意的人,第二个著名的牺牲者是吴起,他发现楚国的封建势力非常强大,就出台了一个新政策,说往下传只能传三代,于是又得罪了太子党,国王一死就追杀吴起,将他乱箭射死。汉朝的晁错提出削藩策,削减藩王的地盘,政策一出,各地马上就反了,打出的旗号是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结果皇帝将晁错腰斩。

如何稳健和平地削减诸侯的地盘?我看到的最聪明的办法,就是汉武帝的推恩令。皇帝下诏说,各诸侯可以把封地传给每个儿子,不必搞嫡长子继承。大家想,如果你的父亲是王,皇帝说各兄弟可以平分,老大要想一个人独吞,你会干吗?如果你父亲偏向老大,家庭内部肯定会掐成一团,自己互相杀起来。推恩令一出,强大的王国马上支离破碎,形成了中央对地方诸侯的压倒优势。这是利用对手的内部矛盾解决问题好办法。

总而言之,我们的祖先费尽心机,很多人流血牺牲,要解决封建制度的两大问题,暴力失衡问题和一代不如一代问题。于是,一个新制度诞生了。这个制度叫什么?我称之为官家主义。

  2、官家主义是什么意思

官家主义是什么意思?官家这个词在古汉语里有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皇帝,大家看《水浒》,说赵官家,说的是谁?就是皇帝。从五代起,官家就有了皇帝的意思。

第二层意思,官家是指衙门,县衙门、吏部衙门、户部衙门等等,条条块块的各级衙门。这张桌子是谁的?官家的。这意思就跟现在说桌子是公家的、单位的一样。

第三层意思,指的是官僚个人,对官僚个人尊称的就是官家。

官家在古汉语里有三个意思,皇帝、衙门、个人,其中的每一个主体,都有自己立法定规说了算的空间。皇帝说了算的那套规矩就是王法。各衙门说了算的那套规矩是体现部门利益的各种立法。官僚个人说了算的那套规矩就是潜规则。比如你到我这儿来办事,我刁难你,让你下个月再来,我利用自己合法的伤害你的权力和空间,让你的一笔大生意黄了,于是你明白了,掏出红包放在这里,我就放你通过了,这就是潜规则。

总之,围绕着官员个人建立了潜规则体系,围绕着衙门建立了部门法规,围绕着皇帝建立了王法,这三个主体各有各的立法定规的空间,合起来形成的整体就叫官家主义。皇帝是官家集团的首领和总代表。

这个包含了三个主体的结构里,又有内部地盘的变化。皇帝强了,比如像朱元璋这样,就可以压缩部门的地盘,也可以压缩官僚个人的地盘。如果皇帝弱了,各个部门就可能自行其是。每个部门里的官员也是如此,看皇帝或领导精明强干,就收敛一些,反之就放肆一些。于是,官家主义就呈现出一个动态的结构。但是要问天下究竟是谁的,谁是中国的主人,答案就是两个字:官家。中国自秦朝废封建、立郡县以来,就是一个官家说了算的社会,封建贵族也能起点作用,但他们不能说了算。中国是官家主义社会,不是封建主义社会。

官家主义是可变的。如果各地各级衙门强大起来,就像唐朝的藩镇割据一样,或者像魏晋一样,门阀世族垄断了用人权,世代把持高官的位置,恨不得比皇帝还牛,一块块地盘形成了,私人武装也出来了,封建主义的萌芽就抬头了。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可能压倒官家主义制度,变成一种封建色彩很浓的体系。中国史学界有一种观点,叫魏晋封建论。魏晋时期到处是私人地盘,坞壁,部曲,豪门贵族,封建色彩比较浓,官家主义色彩很淡薄。这就是说,由于官家主义内部不同主体的此起彼伏、此消彼长,官家主义确实有可能变成封建主义。

  3、官家主义文化

官家主义体制形成了官家主义文化。我们可以类比一下:经典的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说了算的社会,利润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大家都惦记着赚钱、赚钱、赚钱。在官家主义社会里,说了算的是官家集团,整个社会的主流价值是升官、升官、升官,大家都认升官,就好像资本只认赚钱一样。只要能够升官,什么坏事都可以干。

儒家教条本来可以看作统治集团与民众的合同,对两边都有约束,尽管一头硬一头软。但只要有利于升官,儒家的说法可以不理,道家和法家的说法也能为我所用。人们经常说儒家是中国文化的代表,或者说中国文化是儒法互补,儒道互补,我看都没有说到根子上。根子就是官家主义文化,官家看什么合适就用什么,不合适就封杀,就篡改,就抛弃,或者仅仅当作幌子骗人。仁义道德也好,无为而治也罢,关键要看是否有利于维持官家集团的统治,是否有利于保官和升官。这才是中国主流文化的核心。

  4、官家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比较

官家主义和封建主义比较起来,到底哪一个好?

官家主义制度好比上市公司,有董事长,就是皇帝,还有几个大股东,就是皇亲国戚,还有一帮小贵族,也就是股民了。股民不能影响决策,影响重大决策的是董事长和大股东。他选拔总经理,也就是宰相,然后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代理人、当经理,就是各级官员。这就是官家主义。

什么是封建主义呢?一帮小老板,合伙弄一个商会或行会,推一个老大当召集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份儿产业,虽然要听老大的,但老大也要照顾下面的人,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地盘,谁也不能越界干涉。这就是封建主义和官家主义的区别。

我们再换一个比方。官家主义像是一个牧人,带着一群牧羊犬放羊。定时屠宰,按比例屠宰。

封建主义像什么呢?草原上有很多羊,狮子占了一片地,豹子也占一片地,狼群和野狗也有各自的地盘。谁的力量强大,就可以占比较大的地盘,彼此你争我抢,谁也不听谁的。这就是封建主义。

从羊的角度来说,官家主义好还是封建主义好?当然是官家主义好。中国古代的说法是:“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从生态角度看,官家主义也比封建主义好,人口密度比较大,即草原上承载的羊比较多,而乱世总会造成百分之三十左右的人口损失。封建主义呢,例如欧洲中世纪,互相杀来杀去,虎豹豺狼活不好,羊也活不好。从资源利用的角度看,官家主义有更高的产出率,有较低的成本。大体是一个可以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是我对官家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比较。

  5、官家主义的弊病

当然官家主义也有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地盘之中某一个部门、某一个地区,仍然可能造反,藩镇割据,不听指挥,把世界拉进虎豹豺狼平起平坐封建时代,封建主义有复辟的危险。

第二个问题,即使是太平盛世,每一个官员也会在上一级代理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情况下,建立起自己谋利的潜规则体系。皇帝固然可以派人监督,下边的官员也可以收买他们,把他们拉下水。最后,皇帝派出了欲望最小的太监,结果这帮太监也被收买了。皇帝就是长着三头六臂也看不过来。最后就是潜规则流行,名义上奉行仁义道德,实际上没有王法,更没道德,就是潜规则横行的世界。

官家主义内部的这些问题很可能向封建主义发展,每个代理人都想把自己捞到的好处传给儿子,一代一代往下传,形成了恩荫制度、门阀制度,最后可能世袭官职爵位。

第三个问题,官家主义大一统,不如封建主义那么多元多变,在各自的地盘上单搞一套。大一统容易扼杀各种历史可能性,例如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

  第四部分 如何对付潜规则和官家主义

  1、如何消灭潜规则

我们知道,潜规则是官僚利用自己掌握的合法伤害权牟利形成的规矩。比如我可以批你这件事,也可以不批这个事,选择空间越大,可以谋利的空间越大。怎么对付?是不是无解?有解,而且很好解。

中国历代都采用从上到下层层监督的办法,这个办法也有用,但用了两千年,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因为监督者同样有谋取私利的动机。怎么才能彻底解决问题呢?办法非常简单,一是压缩合法伤害权的空间,二是把受害者反抗的成本降下来。

比如说,你拿一个文来让我批,我不批,或者下个月再批,耽误你一个月,大公司的一个项目拖一个月就损失二十万,那么你给我十几万好处费,我就放行了。

你如果打算反抗,可以去上访,上访一趟两千块钱总得花吧。信交上去了,又给转下来了,照样不给你办,一百个人里也不见得给你办一个,1%就是二千,10%就是二万,按照概率也要花二十万才能解决问题,而且白搭上这么多工夫,你想想是不是给我十万好处费更合算?

当然你也可以找传媒,传媒搞批评报道也不容易,这条路照样不通畅。你还可以上法院起诉,但法院和我们这些卡你的人同属一个领导,并不是独立实体,我可能请领导摆平法院。

总之,反抗的路不好走,反抗成本很高,最后你就会放弃反抗,掏十万好处费算了。

如果反抗成本能降下来,打一个电话请记者吃顿饭,详细介绍情况,最多二百块钱,传媒就扑上去了;如果法院法官的前途全凭案子的判决是否公正,与领导是否喜欢关系不大,那么,诉讼费加上律师费,最多两万块钱就可以解决问题。我问过台湾学者,台湾警察敲诈勒索吗?他们说当年很厉害,但现在好了。为什么?只要警察敲诈勒索,受害者给议员打个电话,我投你票了,我现在被警察敲了,议员就兴高采烈打上政府的门,他把事闹大了,明年就可以多得选票。

如果反抗成本可以低成这样,这时候你自然不怕敲诈,官员也不敢敲诈了。至于你脸色难看,磨磨蹭蹭,我给你一条烟也没什么大不了,比你敲我10万强多了。潜规则仍然存在,但是随着反抗成本的下降,潜规则的空间大大压缩,压缩了99%以上,剩下一个小零头。这时候许多领域的潜规则基本上就被消灭了。

世界各国这些办法都很成功,我们照搬过来,潜规则就可以失势。看起来潜规则很可怕,看起来无解,那是采用中国历史的老办法才显得可怕,才像癌症一样无可救药。按照国际上的成功经验,收拾起潜规则来简直是小菜一碟。

当然,如果从根本上取消这种审批,把审批改成备案,压缩官员的合法伤害权,潜规则就更无处安身了。

  2、官家主义的命运

官家主义怎么消亡?在中国历史上不可能消亡,中国历代都是农民社会,一个皇上,一群官吏,农民一盘散沙,抱不起团来,敲了就敲了。农民信息闭塞,一般都认账。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官家主义是不会消亡的。但是工商业发展起来,老板们见多识广,又出得起钱,网络密布,这时官家就碰上对手了。

在西欧,星罗棋布的一个个城镇,一块块地盘彼此独立,势均力敌,忽然有一块地盘上发生制度突变,成立了城市公社,或者商人掏钱建立联防,维持内部治安,反抗外部侵略,并且成立一个董事会管理城市,管理军队,这时候,这块地盘上谁说了算?资产阶级说了算。他们控制了暴力,建立了有利于自己的法规,于是资本主义诞生,官家主义或封建主义消亡。西方历史上资本主义就是在封建主义和官家主义地盘的暴力均衡的夹缝中出现的。

法国大革命前的社会很像中国的官家主义社会,属于第三等级的商人,工人和农民联合起来推翻了国王和贵族,国民大会说了算,这是法国官家主义消亡的途径。

我们还知道,台湾工商业发展起来了,资本家强大了,人们的民主呼声越来越高了,最后蒋经国意识到这股潮流挡不住了,台湾的官家主义解体。这是我们华人世界的成功经验。

  第五部分 理论综合的尝试

  1、历史理论与历史事实的错位

说到这里,我的历史分析框架已经介绍完毕。我想顺便谈谈我们最熟悉的历史理论体系,看看它有什么问题,问题又出在哪里。

毛泽东在六十年代提出,中国有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晚年在批邓的时候,他说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框架无法容纳的说法。党是一个政治组织,属于上层建筑领域,阶级则是在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当中得到定义的概念,怎么可以从上层建筑角度定义阶级呢?这显然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

德热拉斯(南斯拉夫的中央委员),写过一本《新阶级》,他说共产党掌权之后实际成为一个新阶级,说得很是那么一回事,但追究下去又出现同样的问题:阶级怎么能产生于上层建筑领域呢?这种说法在历史唯物主义里站不住脚。那么,到底是毛泽东和德热拉斯的说法站不住脚呢,还是不能为这种说法提供立足之地的理论框架有问题呢?

还有亚细亚生产方式。这是马克思主义解释东方国家社会发展的学说。亚细
亚生产方式的核心观点是什么?是统治集团(组织)治水,直接介入生产,(这种需要促成了国家诞生)。属于上层建筑的政府怎么搅入经济基础之中了?唯物史观的基本概念和分类标准被亚细亚生产方式搅乱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大家一定赞同的原则是:让事实修订理论,不能让理论扭曲事实。

我们看到,中国的官家集团大规模地介入生产,很早就垄断了盐铁的生产和买卖。只有官家才能卖盐,个人卖盐就是贩私盐,就要治罪。钢铁业一旦有利,也由国家垄断起来。到后来又有官田,还有皇庄,皇帝直接控制土地,让太监替他收租。皇帝自己和官僚集团直接成了地主。一直到晚清,光绪末年,洋务运动的企业都是官府投资兴办的。这些都是确凿无疑的历史事实。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分类,容纳不了上述历史事实,也容纳不了官家阶级,或者是新阶级,所以就没法解释中国史实。这不是中国史实有问题,而是理论框架有问题。你要跟皇帝说他是地主阶级的代理人,跟官员说他是地主阶级的代理人,尤其是平民地主,他肯定觉得你严重地贬低了皇帝。官与民之间的关系是牧和羊的关系,皇上是牧人,下面的牧羊犬是他的官员,现在你说他们是羊的代理人,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唯物史观没有处理好暴力问题,没有在解释历史的基本框架中给暴力集团提供足够大的安身之地。唯物史观对阶级的定义都是从生产要素角度定义的,马克思在使用阶级概念的时候,他头脑中的概念,是从亚当·斯密到李嘉图一路沿用下来的,即按照生产要素的不同拥有者来划分阶级。这种划分方式当然不错,说出了很要紧的问题,但有人是靠破坏要素吃饭的,凭借暴力打天下坐江山,对他们的成本和收益又该如何分析?找到这方面的概念和分析方式,我们才能更透彻地解释中国历史。

那么,中国的暴力集团在哪里安身立命呢?他们在法酬的基础上安身立命。法酬又如何确定?在暴力集团和生产集团的博弈中,暴力集团有能力制造让生产者承受不了的最大损失,就是屠杀和摧毁。因此,暴力集团在规则制订中拥有否决权,这是制订规则的规则,我称之为“元规则”。这个规则就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所有法规的设立,都来自这个元规则。凭着这一条,暴力集团就有了安身立命的地方,他吃血酬,吃法酬,凭着“元规则”立法定规,在社会中吃香的喝辣的,一代一代往下传。当然生产集团也不是好对付的,他们可以偷懒,可以反抗,可以让对手得不偿失。双方博弈的结果,就构成了具体法规的边界。如果直接介入生产有油水,暴力集团就介入生产,垄断市场。如果油水不大,他们就松绑开禁,给你一部分产权调动你的生产积极性,他们只管抽成收费。暴力集团可不管什么政治经济分开,更没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框框,他只认法酬的利益最大化。

历史唯物主义不追究这套逻辑,因此就没有地方安插暴力集团和官家集团,也无法解决中国历史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分类混乱的问题。

  2、历史唯物主义如何看待暴力

历史唯物主义对暴力在历史上的作用评价不高。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除了作恶之外,“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暴力是个助产婆,并不是孕妇。暴力能够破坏旧秩序,却不能创造新东西。这是恩格斯的观点。

马克思更深入一些,但是比较模糊。在《资本论》中,紧接着“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这句话之后,他又补充了一句:“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这是什么意思?他没有展开。在谈论西欧封建制度的时候,历史唯物。主义用了一个著名概念:超经济强制。暴力属于超经济的手段,只能看作在经济领域中发挥作用的一种外来力量。如果这就是作为“经济力”的暴力,如果一个“超经济强制”就把暴力在经济史中的地位打发掉了,那么,历史唯物主义未免太小看暴力了。

西欧的封建制度,其实就是以暴力为核心形成的生产方式。采邑就是对暴力服务的报酬,就是骑士的血酬——卖命钱。这种土地制度从根子上就来自对暴力服务的需求,正是在高浓度的暴力竞争环境中才会出现这样的生产方式。这么关键的因素,恐怕不是轻飘飘的“超经济强制”所能打发掉的。在封建社会生产方式诞生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暴力因素本身就是创造新秩序的主导者,暴力创造出了新东西。只要我们放宽视野,承认暴力是环境中自然具有的组成部分,就好像农作物有病虫害一样,就好像草食动物吃草,肉食动物捕猎一样,那么,暴力和对暴力的抵抗就好像孕妇而不是助产婆那样,内在地而不是外来地创造出各种历史秩序。

  3、扩展两个重要概念

以上说的是历史唯物主义没有处理妥当的问题及其原因。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除了引进描述和分析暴力集团的概念之外,还可以调整或扩展一些重要概念。

首先是扩展阶级的定义。不把阶级的定义落在生产要素的所有者身上,而是落在生存策略上。在生态学的分类中,每一个物种都是自己那套生存策略的载体。不同的生存策略的载体形成不同的物种。同样,在人类社会中,不同的生存策略载体形成不同的阶级。生产要素的载体形成一些阶级,比如资本家凭借资本获得收入,工人阶级凭借劳动力获得收入;暴力要素或破坏要素的载体也形成一些阶级,比如土匪就是玩命的,其中又分匪首和喽罗,官僚集团是皇家和贵族集团——打天下坐江山的大小股东集团一一的经理人。以这种生存策略分类作为阶级分类的依据,我觉得根基更深,因为它扎根于和生态学同等的深度上。

第二是扩展劳动价值论。

劳动价值论在亚当·斯密那里就有了,他说劳动创造了价值,但是有一个条件:在产权形成之前,在土地和资本有主之前,劳动才创造价值。劳动价值论只适合土地瓜分完毕之前的那段历史。李嘉图又把劳动价值论往前推进一步,他说土地和资本也是一种劳动,可以看作物化的劳动,这就更加一元论了。他说,价值主要是劳动创造的,但也有一些例外。李嘉图没有展开讨论这些例外。到了马克思那里,什么例外都没有了,什么前后都没有了,一切价值都是劳动创造的。地租、利润都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他走到了劳动价值论的最极端。

按照中国古人的说法,“天地生财”,你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发现大量的劳动价值论的例外。比如开发北大荒的时候“棒打狍子,瓢舀鱼”,如果把狍子和鱼看作是人类的食物,看作有价值的东西,那么,这些食物是能量转化的结果,它是太阳照射到植物上,通过光合作用转化为动物可以吸收的能量,然后又转化为动物肉体的自然过程。这个过程是自然的,于是我们可以说自然创造价值。当然人类也可以替代它,人自己种植牧草,放养动物。人类自己的播种和放牧可以说凝结了人类的劳动,但是播种和放牧之前,草和动物已经存在了,你说它凝结了什么?凝聚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就能创造价值。这就要看你怎么定义价值,如果你把价值定义为人类劳动的凝结,其他东西都不叫价值,这样的定义已经排除了引进其他价值创造者的可能,我就没法与你争。如果你不这么专断地定义价值,你说价值是对人类有用的东西,有使用价值,同时又有稀缺性的特点,不像空气那样可以随便呼吸,人类必须拿东西去换,或者付出劳动去生产,或者付出生命危险去获得——例如捕猎大型危险动物,争夺物产丰富的地盘等等——如果你把价值定义为这样一种必须付出才能换来的好东西,那我就要说,自然也创造价值。即使你不去生产,自然也会替你生产。中国古人就是这么说的。

那么,劳动价值论的位置在哪里呢?在自然价值论之后。人口密度越来越高,自然的生产量不足,采集和狩猎难以维持生活了,扩展地盘和抢劫又遭遇到强烈的抵抗,这时候,生产劳动就开始了。人类自己去种植养殖,代替并利用自然创造自己需要的东西。

再强调一遍:劳动创造价值是对自然创造价值的一种替代。比如说我们是一个族群,有一块物产丰富的地盘,采集、狩猎、捕鱼,活得很好,这时候,叫我们猴子也行,叫我们人类也好,两者的生活方式相差不多。在生存的意义上,人类那时候的行为与牛羊也没有多大差别,牛羊的采集不叫劳动生产,人类的采集也不能叫劳动生产。人类和牛羊一样享受着自然创造的价值。后来人口慢慢增加了,地盘不够大,养不活我们了。这时候就有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我们向外扩张,抢劫另一个族群,或者把他们赶走,占领他们的地盘。如果发现对方很强,打不过,或者打个平手,便出现了第二个方案:生产。用生产来替代自然价值的不足。劳动生产创造价值与暴力抢劫夺取价值都是对自然不足的替代。因此,暴力掠夺和生产在层级上都属于第二级,两者的地位是平等的。

扩展劳动价值论之后,暴力集团和暴力掠夺就有了价值论方面的根基。一般认为暴力地位不高,先有生产才会有暴力抢劫,所以暴力掠夺是第二位的,生产才是第一位的。但从自然价值论的角度看,没有生产仍然有暴力抢劫。

增加了分析暴力的概念和逻辑,扩展了阶级论和劳动价值论,就可以形成更贴切地描述和分析中国历史的新框架,而且,这个框架既尊重我们从小就学习的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也尊重毛泽东的理论创造,还尊重了我们祖先的智慧。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

第一,官家主义和封建主义都是暴力集团的统治形式,要理解这两种制度,就要理解暴力集团的激励和分配机制,研究他们打天下坐江山的行为逻辑。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但不能把目光局限在生产集团上,还要研究生产集团和暴力集团的关系问题。

第二,官家主义是对封建主义弊病的解决方案,但是又造成了新的弊病。这个弊病需要工商业发展和民主宪政来解决。潜规则和官家主义的前程并不光明,如果能采纳历史证明行之有效的办法,或许能找到光明的前途。

第三,为了理解暴力集团的行为逻辑,为了描述中国历史上的制度变化,我们需要借鉴前人的各种成就,创造新的概念和概念体系。我的创造未必妥当,妥当的概念体系的建立,依赖大家在各方面的探索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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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n from:  http://www.gedahk.com/2014/cj_0730/23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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