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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为何仍有人怀念“文革”?(Why are there still people who cherish the memory of “Cultural Revolution” toda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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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为何仍有人怀念“文革”?

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尽管官方的决议对“文革”的定性已十分明了,但是“文革”的幽灵至今仍然在纠缠着中国人,特别是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对“文革”历史不太了解的青年人、各式“左派”,以及那些至今仍支持“唱红打黑”做法的人,时常在红歌声中手持红宝书念念有词、大跳忠字舞,怀念伟大领袖发动的造反运动,或站在红色横幅下,集体聆听激情澎湃、具有浓烈阶级斗争意味的“文革”式演讲。这背后到底是何种力量支撑了一些人对“文革”的深情怀念?

一、对社会不公强烈不满,导致底层群体对“文革”充满浪漫想象

弱势群体向往“文革”式的政治参与

文革曾经给中国造成巨大的损害,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人怀念和向往文革?其实,人们的立场和感情是有变化的。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没有什么人敢于公开表示支持文革,那时候人们对于文革的苦难记忆犹新,对于文革这场噩梦还心有余悸,而当时中国似乎正在走一条与文革的方向正相反的道路,这是建立民主和法制,追求现代化的道路。中国领导人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燃起了广大中国人民的希望和信心。

但是,即使在最有希望的80年代,中共最高领导也没有彻底批判文革,没有认真批判对于文革负有责任的毛泽东。那些重新上台的干部,虽然在文革中吃了苦头并对毛泽东有怨言,但并没有打算改弦更张,他们认为,毛泽东是维持他们统治的旗帜,他们不打算抛弃这面旗帜。当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时,毛泽东说过,斯大林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把“刀子”,共产党不能扔掉这把刀子。文革后的当权者同样把毛泽东当成实行专政的刀子。在他们所作出的关于当代中国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他们仍然赞扬毛泽东的功绩。同时,当权者不允许人们谈论文革,因为文革是执政党干的一件错事、丑事,文革暴露了中国社会和政治的大量阴暗面。时至今日,文革是研究和出版的禁区,甚至连翻译出版国外研究文革的学术著作都很难做到。上世纪90年代,中国进入了复杂、艰难、痛苦的社会转型时期。曾经反对过改革,以为改革会动摇自己地位的官僚们突然发现,其实改革对他们很有利,给他们提供了大量的以权力换取金钱的机会,于是他们支持改革,把改革纳入自我利益的轨道。改革变成了不可逆转的潮流,但这已经不再是人民可以寄托希望的改革,而是少数特权阶层的改革。贪污腐败越来越严重,贫富分化越来越明显,社会不公正越来越瞩目惊心,社会冲突越来越加剧和频繁。90年代的局面与80年代大为不同,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要什么样的改革”,谁为改革的成本付出代价,谁从改革中得益。

自从1949年以来,中国人民就没有参与政治的机会,他们唯一参与政治的亲身经验就是文化大革命。根据这样的经验,人们认为既然现行的反对贪污腐败和实现社会公平的方法没有用,那唯一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在绝望的人们的心目中,文革的苦难消失了,镇压不存在了,毛泽东时代变成了平等的时代,追求理想的时代,人们道德高尚、大公无私,官员廉洁奉公。在下岗工人和弱势群体的抗议集会和游行中,出现了毛泽东的画像和文革的口号。毛泽东在文革中把官员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打倒显得没有多少说服力,因为,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经济政策方面没有什么资本主义的因素,而在大力推行市场经济的今天,一般民众要把官员们看成是“走资派”,则显得有道理。

社会最无望的失意者对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自我想象

在中国的老工业城市,尤其是北方老工业城市,他们甚至已成为固定一景:广场或公园的某个角落,一群上了年纪的他们,或在红歌声中手持红宝书念念有词、大跳忠字舞,或站在红色横幅下,集体聆听激情澎湃的演讲。在反日保钓之类的游行中,偶尔也会见到高举的毛泽东像下的他们。他们与时代的强烈脱节感和容易引人注目的言行,在“唱红”大潮的背景下,很容易被观察者纳入“文革”思想在中国大陆回潮的典型症候。同时会引发警惕“文革”以及对“文革”罪恶缺乏彻底检讨反思的议程。然而,以社会学的田野调查视角看,他们整体上是“50后”为主,他们并非对“文革”真相隔膜,恰恰是“文革”的亲历者和见证人。这是一个可以被称为“文革遗民”的群体。

他们并非在媒体和学术圈频频发声的左翼知识分子。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有相似的家庭和人生境况:工人出身,文化水平有限,在九十年代下岗,所依附的国企破产,个人陷入贫困,靠养老金度日。在新时代的集体失落感,会让他们本能的追忆毛时代“激情燃烧”的青春,以及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自豪感—哪怕只是一种自我想象。他们易引人注意的政治主张背后,更有种怀旧心理作为支撑。如果将今天的中国视为一个在高速发展中不断分化与撕裂的社会,那么他们正是被撕裂的一极——这个在政治光谱中处于极端一侧的人群,虽然不是这个社会最彻底的失败者,但却可能是这个社会最无望的失意者。

而中国失意人群可以扎堆互相取暖的“火堆”非常少,宗教和社团组织不发达,可供他们选择且他们熟悉的资源只有“文革”话语。而“彻底打倒”,“坚决清算”等“文革”话语特有的歇斯底里和攻击性,既给了使用者极大的心理满足,也放大了这个群体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和存在感。这套政治话语尽管显得可笑和过时,却可能是他们参与到“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宏观议题的唯一方式。

“文革”被误解为老百姓整当权派

当时虽然否定文革是一个共识,但是否定文革的具体表述还是有非常明显的立场导向的,基本上就是站在当权派的立场上来否定文革。他们认为文革是该否定的,但是否定方式是集中的讲文革中的老百姓整当权派的那些东西,一切坏事都是造反派做的,造反派做的最大的坏事就是整了当权派,这种否定讲多了以后,就成了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因为现在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的老百姓对现在的当权派也有很多看法,按照这种解释,就把文革解释成为了一个老百姓反对当权派的十年史。假如这么描写文革的话,现在很多年轻人对文革有好感,我觉得这一点都不奇怪。你这么描写其实也是否定,只不过是站在当权派的立场上否定,但是你越站在当权派的立场上去否定,大家就觉得这个文革越可爱了。现在很多人就说需要有造反派来教训教训他们。而且那个时候的否定文革又制造了一种说法叫做——毛泽东支持造反派,邓小平上台以后才搞掉了造反派。如果这样一讲,当然结果更是这样–当权派坏,我们要喜欢造反派,而造反派又是毛主席支持的,那么我们当然就拥护毛,实际很多人是这个逻辑。后来当局其实也感到不对了,所以到了90年代以后,彻底否定文革的话就不怎么讲了,因为他们也觉得讲来讲去效果是越讲越糟糕。他们站在当权派立场上搞否定文革的那一套东西,但是又不准站在老百姓立场上反思文革的那些东西出现,久而久之文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大家都忘记了,即使记住的也只记住了官方宣传的80年代的所谓造反派迫害当权派的那一套说法。这套说法放在现在,反而增加了当权者的风险。

所以到了现在,它自己想让大家忘记这个事,但是讲真话它又不愿意,又严禁。因此关于文革的记忆大量存在的都是毛左的东西,就是所谓的文革就是造反派整当权派,这一点和80年代否定文革的描述上是差不多的,只是在价值评判上完全颠倒了,邓小平认为造反派整当权派是不对的,在社会矛盾尖锐的情况下有的人就认为那就是对的。现在他们就发现,你怎么说都好像会引起很大的副作用,尤其是后面这种说法的副作用就更大。

有人误将“文革”理解为民主实践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文革,存在很多种说法,一个常见的命题就是,认为文革是一场民主实践。支持者认为,文革中,以学生们为首,大鸣大放大字报,公开表达自己意见,并对官僚阶层发起冲击;这些活动是自发形成的,表达了多数民众的意志,因此,文革本身是民主的。这个命题的迷惑性就在于,把多数人参与的性质和民主的概念相混淆。民主,按照字面意思看,的确包含着多数统治的意思(democracy, rule by majority), 但是这绝非民主的唯一特征;如果仅把民主理解为多数统治,那么,我们可以追问,纳粹屠杀犹太人,这是民主实践吗?美国历史上曾经产生过的种族歧视制度,这是民主实践吗?类似的问题,我们还可以追问很多。

有人误将“文革”理解为反腐败的途径

怀念文革的理由似乎很充分,认为那个时代社会公平公正公开,也不象今天腐败横行,更激动人心的是可以随便将官僚打倒批臭,让官员每天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然而要解决官僚集团的腐败问题,要解决严重的贫富差异问题,要解决社会不公司法不公等等问题,这种狂风暴雨般的运动手段看似过瘾实际上是治标不治本,最终的结局只是又一批无法无天的人取代现在的权贵利益集团,再一次演绎中国历史上已经演绎过无数次的农民起义。

有人肯定“文革”造反派的“不妥协”

从最近来看,煽动文革狂热可能成为未来党内的一张牌。持反体制肯定的主要是海外一些由当年造反派演变为现代民主派的人士。如杨小凯和刘国凯。杨曾经写过很有影响的一篇文章叫做《中国向何处去》。杨由于这样的经历,对不妥协的造反派持有很高的敬意。他认为造反派从社会学上,从思想上,与后来的持不同政见运动有一脉相承的延续性。这种观点重要特点是反毛,但肯定群众。文革期间虽然有毛的煽动,但人民对体制的不满是更重要的因素。我们一般说文革是十年,但在其中允许老百姓造反的只有很短时间,刘国凯就有所谓的三年文革论。九大后文革逐步建立秩序,文革就结束了。实际上照我看来,真正群众意义上的文革只有一年多,就是说允许老百姓造反的话。从六六年十月到六八年六七月间。这段时间的情景,在我们的话语中是文革的典型代表。这种观点与陈云最为对立。一,反体制,陈肯定体制。二,肯定文革,陈否定。造反派和保皇派,陈反感造反派,同情保皇派–红色红卫兵。而杨对老红卫兵恨之入骨。他们对邓小平也有相当大的反感。但是与一般民主派不一样的是,他们对邓仇恨的因素夹杂着邓在改革初年对造反派的清算。他们对邓的反感在两个层面中凸显。他们不完全否定改革开放。他们对邓的厌恶如果不是有甚于,至少不亚于对毛的反感。

青年人缺乏“文革”免疫力

当年最痛恨文革并企盼文革不再重演的有两类人。一类是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走资派”、“反动权威”和“地、富、反、坏、右”等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这些人现在已经走得差不多了,没走的也是耄耋之年了。另一类是在四五运动中冲锋陷阵的青年人,包括从来没有长过工资的青年工人和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这些人中最年轻的现在已经接近“耳顺”之年,笔者近来经常参加这一代人的追悼会,譬如说去年底离开我们的四五运动中的著名“小平头”刘迪。在现在的人口结构中,没有亲历过文革(文革结束时尚未成年)的人已经占了多数。而由于当局禁止研究文革,禁止出版有关文革的书籍,在教育中回避历史阴暗面(大跃进—大饥荒,文革大灾难,六四镇压),使现在二三十岁的青年人完全不具有对于文革的免疫力。

对现实不满的青年人对“文革”充满浪漫想象

不可否认,在众多年轻人心目中,“文革”已经成为一个被全然忘却的历史符号–能记住这个符号,就已经不错了,很多人连这个符号都忘掉了。最令人震惊的是,“文革”竟然以一种全然正面的形象,进入年轻人的视线,尤其是一些对现实不满的年轻人的视线。在他们的印象里,“文革”就是一场人民群众痛打当权派的运动,以致一些人因为对时下贪腐现象的不满,错误地呼唤“文革”的复归。

以史为鉴,是要吸取历史教训。像“文革”这样的历史,是我们这个民族最该吸取教训的历史。应该承认,自打有关“文革”的历史决议出台之后,就体制而言,的确已对“文革”有深刻的认知,也没有什么人希望“文革”重演。但是,有关“文革”的历史,却变得讳莫如深。不仅研究“文革”成为禁区,连涉及“文革”的有关文艺作品,也成了禁区。很长一段时间里,不管是电影电视还是小说戏剧、诗歌散文,都在回避“文革”。学校的教科书里,“文革”也只是语焉不详的几句话。大学和研究机构中,个别不识相非要研究“文革”历史的人,也成了另类。刻意回避的结果,是很多年轻人对那段惨痛的历史全然不知,甚至对其有莫名其妙的景仰与缅怀。“文革”复归的危险,实在值得警惕。一方面,有意识的群体失语,让惨痛的历史被淡忘,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其一无所知;另一方面,一些别有用心者,将其打扮成了天使,让“文革”复归再次成为笼罩于人们心头的梦魇。

事实告诉我们,即使在21世纪,中国产生“文革”的土壤仍然还在。如果没有思想和文化上的反思和清理,“文革”是不会真的退出历史舞台的。事实也告诉我们,“文革”不仅仅是一些人的怀旧情绪,还是某些野心家可以利用的资源。真要是找对了火候,煽动起类似“文革”的情绪,的确可以造成某种民粹式的声势。西方二战大屠杀的历史,过去的时间比“文革”还要长得多,但是,不仅各种纪念馆年年对游人开放,各种纪念文字,电影、电视作品,年复一年地在反思,各种层次的历史教科书,也从来没有放过这段惨史。可是,“文革”不仅在各种出版物上不见踪影,连一个纪念碑都没有–巴金先生生前多年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却始终没有影子。从中学到大学的历史教科书上,“文革”仅仅是一段很暂短的抽象表述。

二、执政者刻意回避“文革”是非,造成模糊不清的历史认知

“文革”禁区模糊历史的真相

人对过去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人的记忆更偏向于保存美好的那些片段,保留下来的,大部分都是美好的记忆,甚至那些极为痛苦的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痛苦的感觉也将日渐失去,留下的仍然有许多美好的感觉。同样的道理,大多数怀念文革怀念过去的人,他们其实怀念的并不是文革和过去本身,而是怀念文革和过去所代表着的自己的童年,以及被埋葬在记忆深处的许多青春时候的故事。比如,知青们怀念下乡的时代,不能说下乡就是美好的,美好的原因不是下乡,而是那个时代代表着的自己的青春以及跟青春有关的许多回忆。

文革是“十年浩劫”,其中只有一年多的时间让老百姓(造反派)整官僚(当权派),但这个阶段被严重放大了,被当成了文革最大的主题。而老百姓受的冤苦在宣传中被弱化了。这就造成现在不了解文革又痛恨贪官污吏的人,对文革真正的主题——百姓遭殃体察不深,反而对文革的次要主题——打击官僚充满幻想。“文革”把当时所有的中国人都卷入了进去,绝大多数人既是受害者,也是迫害者。“文革”以后叙述受迫害的人比较多,但对迫害他人的叙述却少之又少。很多人羞于说出自己曾经的言行,反而在努力掩盖中把自己打扮成英雄,甚至把本就荒唐的事情曲解为美好,向后人叙述“文革”曾经的美丽,比如把积极参加打砸抢、批斗说成有理想,把没有独立人格和不辨是非说成单纯,把不花钱全国串联说成阳光灿烂的日子……

有关“文革”的历史决议出台之后,官方已对“文革”有深刻的认知,没有什么人希望“文革”重演。但是,有关“文革”的历史,却变得讳莫如深。不仅研究“文革”成为禁区,连涉及“文革”的有关文艺作品,也成了禁区。很长一段时间里,不管是电影电视还是小说戏剧、诗歌散文,都在回避“文革”。学校的教科书里,“文革”也只是语焉不详的几句话。在大学和研究机构中,个别不识相非要研究“文革”历史的人,也成了另类。刻意回避的结果便是,很多年轻人对那段惨痛的历史全然不知道,甚至对其有莫名其妙的景仰与缅怀。尤其是一些“文革”中的既得利益者,更是希望重演“文革”,借机“复辟”……

丧失历史记忆和反思精神

为什么现在有很多人怀念以前,甚至怀念“文革”?因为历史是可以被遗忘的,社会矛盾激烈到一定的程度,如果丧失历史记忆和反思精神,人们就很容易满足那些提供片面而最简单答案的思想,这时就可能重犯历史错误。今天人类社会有这样的繁荣,其前提正是记住了过去的教训,要是有一天我们把这些东西都忘掉了,这个世界会老这么下去吗?中国社会走到今天,确实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解决。但我们不能忘记历史。我们最早是研究中国历史朝代循环的,中国历史上朝代循环很可怕,不可小视。超稳定系统的历史经验是中华民族应该牢牢记取的。

伪“文革”史影响着青年人的判断

近来读到不少“青年一代”对于文革充满浪漫想象的论述,心头总是不禁一震:最多才一代人的时间,一桩并非只与极少数人有关、因此决非扑朔迷离的“秘史”,而是涉及千家万户的重大历史事件,而且这千百万“当事人”现在还都“正当年”时,这幅历史图景竟如此迅速地“模糊化”了。历史能如此轻易地被忘却,被涂抹,着实超出人们的想象。对历史的无意遗忘和有意涂抹、伪造,将使那一代人的青春、生命、意义真正“白费”,真正成为“无意义”。

执政者刻意回避“文革”的是非

文革已经过去将近四十年。现在中国人中有一半 以上没有亲身经历过这一段非常特殊的历史。再加当局有意无意地避讳这一段对统治者极不光彩的事实,使得年轻的一代对文革的“是”和“非”越来越模糊,对文革的辩论不知所措。让不光彩的事尽快从记忆中消失掉是一部分人的愿望。不过,我们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所得到的教训,就这样轻易的抛弃,以至于为文革翻案,要求回到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对这一段历史的认识关系到中国未来的走向。事实上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历史问题。

执政合法性与“文革”的关系未理清

文革结束以后,中共领导是取得了一个空前高的政治合法性,而这种政治合法性就和文化大革命有一个负相关的作用,那时候他们的威信是很高的,得到群众的拥护是真心实意的,人们表现出来的对当时的体制和政策的拥护也是由衷的,首先他们也是文革中吃亏的人,第二,还表现出了对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的决心,与文革背道而驰,大讲科学、民主、法治、现代化。

但是逐渐地有了一些变化,他们没有把自己的合法性建立在彻底否定文革上,而逐渐地多了与文化大革命有关的,甚至与文革一样的东西,越来越依靠这些东西。比如四项基本原则,跟文革的差别就越来越小了,在这种意义上,结束文革达到最高点的这个合法性就逐渐流失了。现在的情况又更复杂,群众也有一个态度的变化。文化大革命刚结束的时候,大家几乎是一致对文化大革命深恶痛绝,都在控诉它、谴责它。客观来说也有很多是支持文化大革命的,但他们说不出话,因为他们完全没有合法性,文革倒行逆施搞得那么糟,他们根本不出来说话,一出来说话就是过街老鼠。但是随着后来中国社会越来越不公正,改革越来越替利益集团服务,文革被否定的情况就逐渐转变了,现在人们对文革已经淡忘,对文革的印象没有那么深刻了,反而对文革中欺骗人的那套东西感兴趣。我觉得如果现在的领导层还是只会唱陈腔滥调,说文革不好,这一点会反而对他们的合法性形成了一个不利的因素,以前支持文革的人在文革结束时没有发言权,现在他们的话越来越有人信了,而且这些人的思想现在公开表达出来了,在《乌有之乡》上这些东西越来越公开表达,而且他们好像在道义上还有合法性,因为毛泽东、毛泽东思想还是官方的一面旗帜。领导的合法性与文革关系的正相关还是负相关是在变动之中,看到这一点是非常有意思的。在薄熙来下台之前,左派知识分子和民众大谈文革,把文革和反官僚的一面,追求社会公正的一面完全联系在一起,好像对文革的支持还是很多的。

外界被虚假的“文革”生活迷惑

1972年初,中美关系开始“解冻”,与此前的“全封闭”相比,来华的外国记者、国际友人人数猛增。然而,外界要了解“文革”期间中国的真实情况,并不容易。当时美国著名电视制片人露西•杰文斯女士拍摄的一部以北京一家人日常生活为背景的纪录片《故宫》,在海外颇有影响,当年还获得了美国电视最高奖–艾美奖。从这部片子的拍摄过程,可看出外界是如何“了解”当时的中国的。

承担这次这个特殊“政治任务”的,是当时清华大学学生刘志军一家。据刘先生回忆,由于是国务院办公厅交北京市“外办”具体经办,所以北京市“外办”经过几个月的仔细筛选才选定他家。但外交部仍不放心,有关领导还亲自到他家实地查访,看了他爷爷、父母、兄弟姐妹,并向当地派出所和居委会作进一步了解才最后确定。刚开始拍摄,露西便面有困惑:“全家人不管男女老少,衣裤都是黑蓝灰三色,男的都穿军绿球鞋,女的都是方口偏扣黑布鞋,三代人站在一起就像是部队一样。”正如作者所说,“也难怪,那个年代的人除了绿军装,几乎都是黑蓝灰色,即使女孩子有件鲜艳点的衣服,也必须穿在里面,因为露出来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但为了表现服装色彩的丰富,他的大妹妹只好向一位刚结完婚的新娘子借了件红衣裳,二妹妹则到邻居家借了件暗紫色格上衣。另外,当时经济凋敝,物资供应紧张,所有东西都要凭票限量供应。不过,“《故宫》中有一组镜头,要表现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正在提高。当时正赶上中秋节,广安门菜市场突然摆上了各种新鲜蔬菜,应有尽有。那个年代,老百姓不管买什么东西都要凭证且限量,惟独那天肉菜全不限量,敞开供应,只要排队就能买上。我父亲的单位为了让我家在外宾面前表现出中国人的自豪,还特地补助他一百元钱,母亲攥着相当于自己三个月工资的钱,乐滋滋地挤在买菜的人群中……”(刘志军:《影片〈故宫〉引出的跨国情缘》,《纵横》,2002年第7期)

“文革”时生活的“多姿多彩”、商品的“琳琅满目”就这样被制造出来。平心而论,很难要求这些“他者”了解当时的真实情况。因为那时正“狠抓阶级斗争”,“敌情观念”极强,有关方面制定了极为细致、严格的与“外宾”接触的有关规定,各单位、居委会都组织全体人员、居民学习、熟背这些规定,使外来者很难获悉真情。

国外研究者将“文革”解读为“文化启蒙”

在以文革早期作为时间背景进行讨论的时候,林伟然先生认识到了阶级斗争的内涵从思想到政治的过渡和转变,指出“对阶级斗争的注意力从思想意识形态战线转移到政治战线是形成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的第一步”;“人们不再认为阶级斗争如他们在旧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下所认识的,主要是精神道德上的自我修养。相反,人民被要求以真正的政治观点去看待阶级斗争。因而,在人民的心目中阶级斗争从一种抽象的观念变成了一种有形的实体,从过去、现在到将来,从看不见到看得见。这种变化大大地强化了当时的政治气氛。”面对当时这样全民政治、生活政治化的极端压抑的社会环境,林伟然先生竟仍坚持认为文革起到的是“文化启蒙”的作用,更认为“毛泽东思想适应并成为了最有效的精神工具,引导着中国人民进入了一个思想意识形态的新解放”。很明显,这种所谓的“解放”只能是虚假和虚幻的:歌唱“从来没有救世主”,而言行又必遵毛主义,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解放?

此外,林伟然先生将文革后的一系列民主运动与文革期间的阶级斗争思想进行联系,认为在思想上这些运动与文革是一脉相承的,由此证明文革中阶级斗争理论与行为的启蒙性。显然这种推证方式是不妥的,立论基础也过于书面化和想象化。他还说:“那些试图肯定文化大革命重要性的人,则从这场运动中发现了一场真正的群众运动。这一部分人所要肯定的,是文化大革命反官僚政治的方面,因而,他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支持了新的阶级斗争理论。”我们在论著中遗憾地看到,林伟然先生总是过于简单和理想化地认为支持和反对文革完全基于某种革命理论,甚至将文革这场运动的失败原因和“意义”完全归结于革命理论的接受和发展程度,而将目光和思维有意地从一些重大而具体的历史现实和基本常识上游移开来。

三、“左派”对“文革”作了片面化、理想化、美化的理论解读

新“左派”对“文革”的理想式解读

新左派在文革这个问题上发言最多的是,清华大学的崔之元,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他对文化革命不了解。文化革命时期,估计他是刚出生,最多在幼儿园,对文化革命一无所知。但他在美国的导师都是西方的左派,就把那一套灌输给他了。所以最厉害的是,在1996年文化革命30周年的时候,他写了一篇文章发在《明报月刊》上,叫做《要吸取文化革命的合理因素》,他觉得文化革命就应该像毛主席说的那样,七八年再来一次,这可把中国的知识分子吓坏了。要把校长跟老师再打倒一遍,他就是不从实际出发,只从理念出发。

如果现在我们去图书馆翻文革时发行的所有报纸,就会觉得文革真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要在全世界实现一个最公平、最平等的社会,崔之元就是从这种意义上来理解文化革命的。现在中国社会不公平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又有这种土壤和基础,所以他们就觉得文化革命是一种很宝贵的社会主义遗产,就是毛主席为了实现理想社会而做的伟大尝试,这种尝试虽然失败了,但是不应该轻易抛弃这笔宝贵的遗产。有些对文化革命略有了解的人,曾经劝过崔之元,少提文化革命,因为中国有那么多人在文化革命种受苦、受迫害,这是一条敏感神经。说文化革命七八年再来一次,在中国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

新“左派”借美化“文革”批判自由主义

1976年秋文化大革命结束,至今已将近三十年了。当时,文革作为灾难和悲剧是官方与民间的共识,80年代中国大陆意识形态的主流就是对文革的批判反思。然而,1989年以后,这种批判反思中断了。从此,文革不仅逐渐被淡忘,而且被粉饰、被美化,以至于那个极权专制登峰造极的时代开始有了“民主”、“平等”之类的名声!

文革形象三十年的变迁是一个广泛而又复杂的论题。在这里,我只想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来描述近期在文革评价问题上出现的混乱:自90年代以来,在中国知识界,一种赞誉文革的思潮逐渐形成,而且已经产生了相当的影响;然而,这种重新评价并非建立在对文革历史本身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其根据只不过是某些西方左派文化批评家对中国文革和世界60年代的看法。

以批判自由主义为其主要理论使命的“新左派”就是这股势力中的一支主要力量。正因其对自由主义的仇视,崇尚文革成了新左派话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文革对人的思想、个性和政治自由的扼杀,以及一切针对个人的暴行和残忍,都在反自由主义的新左派话语中变成了合理的事情。不管是明确提出也好,还是拐弯抹角地暗示也罢,新左派企图以所谓文革式的“大众民主”向启蒙主义、自由主义和包括社会民主主义在内的各种西方民主体制挑战。

“毛左派”借“唱红”运动美化“文革”

事实上,正是2008年下半年开始的、正式名称为“唱读讲传”(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的“唱红”,让人们第一次把“重庆”和“文革”联系起来,而且是意识形态截然不同的两个思想派别──自由派和毛左派的共同解读。但如果不是接下来以“打黑”为标榜的“黑打”,在重庆肆无忌惮地全力推进,以至公然陷害行使正当权利的律师、劳教仅仅发了个恶搞微博的网友,那么自由派网友和知识份子尚无公开批判的着力点。因为“唱红”所内涵的传播“红色文化”,正是官方意识形态的题中应有之义,只不过在原有的“主旋律+多样性”结构里,“红色文化”只是“主旋律”的一种,是被始终肯定、乃至倡导以维护执政党合法性的文化因素,而非“主旋律”的全部。自由派网友和知识份子对此只能在非正式媒体(如网络上)有限度地加以批判和嘲讽,并无法形成公开论战的平台。所以,在“唱红打黑”业已声名狼藉的今天,仍然无法在正式出版物中看到对于“红色文化”的任何批评,与此同时,宣传和褒奖重庆“唱红”的文章依旧赫然陈列着。自由派网友和知识份子只有启动“文革”的历史想象,才能曲折地达到部分批判的目的。

然而对于毛左派而言,重庆的“唱红”却是一次绝好的历史契机。毛左派是一个最初借壳于1990年代后半期崛起的“新左派”、到新世纪最初几年才通过互联网,进而通过地面的广泛联络而登台亮相的思想派别。毛左派的意识形态非常清晰,那就是全面肯定毛泽东和文革的价值。正是这种“全面肯定”,使其在政治路线和经济主张上走向与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全面对抗。这一在1980年代常常被认为是“明日黄花”,或至少不会再被公开言说的意识形态,却因中国市场经济道路的日益权贵化而绝处逢生,成为对当下的影响仅次于自由派的思想派别。他们简单却也成功地解释了现实,认为当下所发生的一切,正是毛泽东晚年所预言的资本主义复辟(最常引用的毛语录是“我死后,右派一定会翻案,但右派翻案是不得人心的,是迟早短命的!”),其祸首正是“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资产阶级右派”(自由派知识份子)则是其帮凶,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已沦为殖民经济……

薄熙来及其“重庆道路”真正需要的正是这一种群众──他们未被“权利意识”侵染,内心的底色仍然是变相的“大同”,现实的渴求仅仅是“有衣有食有屋”。他们是权贵资本大行其道的间接受害者,心灵破碎,面孔模糊,并未形成清晰的意识形态,因而也不会提出任何冒险的政治主张,像毛左派所做的那样。但他们也同时是历史的英雄,是上述中国现代历史结构的能动的因子。在中国式市场经济强力推行的过程中,其他的政治精英对群众基础与历史结构的关系并非一无所知,只是官僚机构的惰性和权力的傲慢,使他们大多无视这一点;反而出于信条般的“发展主义”逻辑和所属利益集团的私利,其中的不少人由间接受害者转化为直接受害者,适得其反地逼迫其走向“权利意识”的觉醒。但薄熙来却洞悉一切,明白在自己问鼎权力──我们至今不知道他仅仅是出于临时的权力角逐,还是另有“创造历史”的勃勃野心──的过程中,上述群众会是他精彩演出的忠实观众。

有的“左派”认为“文革”是继续革命的伟大创举

体制派不见得就在体制内。当然这一派也可以叫做左派。大陆的左派和世界的左派有很大区别。在大陆的左派中,对文革肯定和否定又构成另一个维度。肯定的左派认为文革是个继续革命的伟大创举,文革的目的是铲除走资派,保证红色江山。这种人对邓小平的改革持最大否定。他们颂毛反邓,肯定文革而否定改革。这种观点在改革初年是没有市场的。我说过,文革达到了负帕累托效应。这场运动几乎把全社会上上下下各个阶层所有人都得罪了。没有人认为文革是好的。而体制内肯定这一派的观点最早在海外起源,部分原因可能是他们没有受到文革太大的冲击。海外毛派曾经对四人帮被捕表示过强烈抗议。江青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美国还上演过话剧《江青》。现在这一派在大陆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邓江改革的弊病激起的广泛民怨。另一方面由于新一代国人对毛的害处没有切身的体验。俄罗斯有句谚语说得好:“死人都是好的”。这是一种对过去的玫瑰色幻象。这种对文革的想象源于对现有体制的不满,尤其在青年大学生中尤其流行。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大陆交换生们怎么想,至少在北京的很多高校,这种观点是相当有市场的。很多人都希望再来一次文革。他们对当权派有相当的反感。

四、政客趁机利用活的“文革”思维,企图建立“文革”式霸权

“文革”思维在一定程度上的复活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的记者会上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他两次提到“决议”,强调:“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我认为温总理警告文革还有可能“重新发生”,绝非危言耸听。当然,历史条件不同,当前全面复辟文革的可能性不大;但文革的某些元素则事实上已经在复活了。这种事例几乎俯拾即是,只是我们习以为常,不以为意而已。

文革发生的基本特征,最显著的是中国特色的文革思维与制度:一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质上是以阶级斗争包装起来的“以人为敌”(而不是真正“以人为本”);二是迷信领袖的绝对权威,实质上是维护当政者个人的绝对专制;三是无法无天,踢开宪法,以党治国;四是以群治包装人治,运动治国。这可以说是文革的四要素。四者在文革后虽有所收敛,但其基本思维和制度并未清除,只是表现程度与形式有所不同而已。不能无视我们至今还在某种程度上生活在毛泽东及其文革的阴影之中,必须承认并切实清除文革遗产的现实有害影响。

“文革”思维的可悲性存在

“文革”思维(极端性、运动型、造反式、暴力化思维)就是一种野蛮思维,是人类处于低级、蛮荒时期的粗俗思维。它形成于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也泛滥于个人专权的时代,并受到打家劫舍、杀富济贫的《水浒》式中国民间“草莽”思维的浸透。人们受到这种思维的“驯化”和“奴化”,让这种颟顸、浑噩的思维方式在自己的头脑中跑马,就自然会混淆黑白、是非颠倒,把歪理当作真理,把邪道当成正道,不自觉地成为某些别有用心者的帮凶和奴才,助长了悲剧的产生。悲剧之后,不要只是怨天尤人,更重要的是自省,深入内省自己的思维方式与行为准则,重新开始新的合理的生活。这绝对不是作者在教化别人,而是通过自己切身的痛苦经历所悟出的做人之道。

非理性的爱国主义与“文革”暴力一脉相承

今天,爱国主义依然是全社会最为盛行的主义,有时看起来似乎已经成为硕果仅存的主义,其狂躁外表与文革一脉相传,其随意随机性却强于文革,其非理性则比文革更胜一筹。这是因为,文革期间的爱国主义始终局限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框架之内,一直被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所左右,没有背离共产主义大目标的论说范畴。在文革中间,那些爱国言行,看起来似乎比今天更为激烈,但是,其最高掌控能力却远远超过现在。没有人会说美国人如何,法国人如何,苏联人如何,永远将美帝国主义、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苏修、勃列日涅夫和广大苏联人民分得清清楚楚。火烧英国代办处和其他疯狂的排外行为,当权者曾竭力制止,相关责任人事后也都遭到严厉惩处,还被公开定性为“现行反革命”,红极一时的王、关、戚也因此失势,身陷囹圄。那时没有人敢说个不字,更没有人胆敢讨论这是否是卖国或是对帝国主义态度软弱。

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喜欢“文革”式乱局

民族主义是造成文革乱局背后的一个重要力量,是义和团运动的扩大再版。要警惕文革这一大套东西,还有可能要借民族主义还魂。我最近有这样一种预感:中国共产党现在想借民族主义作为政治控制的最后手段,把国家往纳粹式的“国家社会主义”上引,走一条中国式的纳粹主义道路。这样说并不是危言耸听,是有事实根据的。现在,中国官方在大陆社会上下煽起一股非常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连知识分子都很受这股情绪传染左右。这样的民族主义是最容易走极端的。

我并不认为文革的恶梦就此结束了。没有,现在来总结文革,或者为时太早。从某种意义上说,广义的文革在中国大陆不但没有结束,而且以民族情绪为中心的新式的文革,又在酝酿之中。三十年前的文革是有人组织操纵的,参加者都以为自己有自由意志,但其实这个“自由意志”不过是“假意识”。今天正在跃跃欲试的新“文革”也是如此,背后有一批人在组织策划,个别参加的人自以为是为“爱国”行动,历史的真相将来一定会暴露出来。所以说,如果不对产生文革的诸种根源随时保持警惕——比如各种走极端的民族主义,我愿意重复一遍我上面提到的忧虑:中国式的纳粹主义,也许会在未来出现。

中国式感恩教育导致“救世主”情结

1949年以来的中国式感恩教育,往往脱离孩子心理发展的实际,例如,在幼儿园时就提出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伟大理想主义的教育,忽视基础的行为习惯、良好的人际交往等与孩子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做人的教育”。中国式感恩教育,从学校教育到媒体宣传,不是正常的公民责任和自由教育,而是非正常的救世主和奴役教育,其过程,本质就是在不断地塑造救世主形象。甚至直到成年甚至老年,这样的“救世主形象塑造”也没有休止。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话对百姓适用,对政府和执政党也适用。权力集中、空洞无当的爱国爱D教育,甜蜜是你的,赞美和鲜花是你的,责任和腐败也是你的,文革的土壤也是这种教育中浇灌培育起来并且变得格外肥沃的,它其实在自己培养自己的掘墓人!

政客借有人怀念“文革”之机推波助澜

关于文革,下面是我从网上下载的一段话,记不得是谁说的,我是同意的,这也可以看成我的观点:“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乃至世界来说是一场历史大浩劫,如今的年轻一代根本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媒体要么回避这个话题,要么只说一切向前看。三十年前邓小平曾宣称彻底否定文革,然而彻底否定文革就要重新评价毛泽东,重新评价毛泽东,很多政治理念都要重新定义。所以无论官方还是民众都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让时间冲淡记忆,让中国新一代彻底忘掉那段历史。巴金在世时,一直到暮年还在呼吁设立文革纪念馆,让后人知道文革的苦难,让经历的人学会反思!可惜巴金的呼吁遭到空前的冷遇,现在巴金已走,愿意反思的人越来越少。因而中国出现了怀念文革的一股逆流,少数政客企图借助这股势力,在中国兴风作浪”。稳定社会的政治局面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大问题。下面我对文革的反思涉及两个应注意的问题。今后有可能将进行更多的思考。

“文革”衍生的人格化政治仍有表演市场

薄熙来此前的仕途,如果不说是一马平川的话,那也堪称是坦途一条,绝对算得上是要风有风、要雨有雨。但是,薄熙来在仕途上打马赶路、在政坛上呼风唤雨的过程中,时刻不忘打造、包装个人的政治形象,充分而巧妙地利用其所辖之地的“党的喉舌”以及现代大众传播工具,把其应负的政治义务和必须履行的官员职责转化成个人的“政治魅力”,由此不断垫高其实现个人政治抱负所需蹬踏的台阶。这种“垒台阶”的过程,其实就是把政治人格化的过程。而政治人格化的负面效应之登峰造极,恰恰发生在中国的“文革”时期。在现代政治中,政治人格化相较于政治制度化之不可取,就在其以人格弱化和替换品格与政格,以人格抽空和虚置制度及其约束,最终借以人格的“魅力”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由此导致社会大众人格和整个政治结构的“无格”,引发社会政治灾难。按照薄熙来自述,他也是“文化大革命”这种人格化政治所引发的社会政治灾难的受害者之一。只不过,他的这个“受害者”之说,不是用来反思、警戒、清算从而超越为害国家和社会的人格化政治,反而成为其构造自己的人格化政治的一个金字招牌……而就是这样一个龌龊至极的人,在公众面前却是满腹治国经、满口漂亮话的正人君子。这样的人能在中国政坛上叱咤风云,一路上行,真是让已经受过“文化大革命”这茬罪的人们惊出了不止一身冷汗!薄熙来的政治之路,再证“文革”的政治模式,已是一条死路。

“文革”式的霸权可以左右别人的想法

谢泳认为,“文革”文风在当今可成为一个专用名词,它包括具体和抽象两类。具体即指发生在“文革”期间有政治背景的文章,它一般具有四个特点:一、多发表在主流报刊;二、文章作者都是奉命而作;三、文章背后均有明显主流政治意图;四、不允许讨论。抽象意味的“文革”文风并非只产生在“文革”时期,但通常具备上述四个特点。而判断是否有“文革”文风,要害不在文字如何尖刻,关键在文章本身有无政治背景。有,文字再和缓,也是“文革”文风;无,文字再刻薄,也不能视为“文革”文风。“四个特点”加一个“关键”,简言之,就是横,不讲理,就是霸权,包括思想霸权、观点霸权和话语霸权,霸权垄断了正确和光荣,垄断了思想的权利,所以不允许别人思想,不允许不同意见者发表自己的观点,甚至不允许别人讲话。如今,“文革”已过去了这么多年,可谁能肯定,“文革”之风就此绝迹?当然,一些人再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把持主流民意,也不可能永远窃取并霸占别人思想、观点和话语的权利,但这些人还是怀念“过去的好时光”,怀念那些能左右别人想法的日子。

结语:

要破除一些人对“文革”美梦的怀念,防止“文革”悲剧的重演,就必须还原“文革”历史的真相,通过公开历史档案、允许学术自由研究、记录当事人口述历史的方式探讨“文革”形成的整个过程,反思“文革”的深刻历史教训,揭露“文革”中形成的极权主义与个人崇拜现象背后的社会、政治、文化、历史根源,通过教育的方式使青年人获得真实的、而非扭曲的历史观,通过建立“文革”文物展示、博物馆、纪念日或人物、公共论坛和刊物等记忆符号的方式重塑中国人对“文革”的集体记忆。此外,建立一套符合社会公平正义、保障公民自由的国家制度,打破阶层间固化的利益格局,保障公民平等的基本权利,也是防范“文革”思维蔓延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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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n from: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tyj/hot/spec_20130820902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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